其它动物只在幼小时才做游戏），从而为长远的谋略和计划作好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英国与纽曼共事。在伦敦的一辆出租汽车上，他第一次对我谈到他的“博奕论”——出租汽车是他偏爱谈论数学问题的场合之一。由于我是一个棋迷，我很自然地对他说：“你的意思是，博奕论就好似下棋。”他说：“不，不。下棋不是一种博奕。下棋只是精确的计算形式。在下棋时，你可找不到答案，但在理论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必定有一种结局，一种正确的步骤。而真正的博奕决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生活亦非如此。

    在真正的生活中，充满假象和变幻莫测的细微手段，以及对什么是别人以为我要做的事的种种揣度。这才是我的理论中博奕的含意。”

    而且这也是他的著作的内容。在这部题为《博奕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and Economic Behavior）的大部头的严肃著作中，竟有一章叫作“纸牌戏与讹诈”，这看起来很奇怪。当看到其中充满堂而皇之的方程式时，就更加令人吃惊和望而生畏了。数学可不是什么华而不实的东西，对像纽曼这样异常锐利和敏捷的头脑来说，尤其如此。贯穿这一页手稿的，是一条清晰的智慧的线索，婉转如歌，而那些沉重的方程式，不过是这首交响乐演奏中的低声部。

    在他的后半生，纽曼使这个课题成为我所谓的他的第二个伟大思想。他意识到，电子计算机在技术上的重要性，但他也开始意识到，人们必须清楚地懂得，真实生活的情景与电子计算机的情况是多么不同，这完全是因为真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博奕对坐或工程计算的那种精确答案。

    我将使用我自己的语汇来描述纽曼的成就，而不用他那些技术性词语。他区分了近期的战术和长远的战略。战术可以精确计算，但战略却不能。而纽曼在数学和数学思想上的成功，在于他表明，毕竟还有制定“最佳”战略的途径。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于1956年写出一本题为《电子计算机与大脑》（terand the Brain）的杰作。本来这部书是为“西利曼讲座”写的，但他因重病未能举行这次讲演。在这些讲稿中，他认为人的大脑具有某种语言，按照这种语言，大脑不同部位的活动彼此相连，互相配合，使我们制定计划，设计程序，犹如一种包罗万象的生活方式——在人文科学中，我们称之为一种价值体系。

    纽曼惹人喜爱，富有个性。他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无人与之比肩。如果说，一位天才就是一位有“两个”伟大思想的人，他就是一位天才。他于1957年溘然长逝，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谦逊可亲。记得战争期间，我们一道工作时，一次曾共同解决一个难题，他立刻对我说道：“哦，不，你没有领会这个问题。你那形象化的头脑在这里不管用。抽象地想一想吧。在这张强显影的照片上，一阶导数同时消失，这就是为什么只能看到二阶导数的轨迹的原因。”

    正如他所说，这不是我的思考方式。但是，我还是让他去了伦敦。而我则动身去乡下我的实验室，工作到深夜。大约到了半夜，我得出与他一致的结论。想到纽曼总是睡得很晚，我出于好心，直到上午10点钟以后才去叫醒他。我打电话到伦敦他下榻的旅馆，他在床上接了电话。我说：“约翰尼，你是对的。”他答道：“你一大早叫醒我，就是要告诉我我是对的吗？劳驾等我出了错再说吧。”

    这是否听起来显得桀骜不驯呢？并不是。这是他的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里面有某种东西使我想起，他虚掷了他生命的最后光阴。他没有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而在他身后，这一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他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他放弃了反躬自问，别的“人”是怎样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