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肯定不了。我从没见过那孩子或她母亲。拉尔夫·克鲁和我在还是孩童时就很友好，但自从离开学校以来就没再见过面，直到在印度才相遇。我当时被矿山的宏伟前景所吸引。他也变得热衷起来。整个事业是如此庞大和辉煌，使我们半昏了头。我们相遇时很少谈别的事情。我只知道那孩子被送往某处地方的一家学校。现在甚至记不起我是怎样知道这事的。”

    他开始激动起来。当那仍然处于衰弱中的头脑被对过去的灾难的回忆所搅扰时，他总是变得很激动。

    卡迈克尔先生焦虑地望着他。有必要提一些问题，但必须平静、谨慎地提出来。

    “可你有理由认为那学校是在巴黎吗?”

    “有，”他回答，“因为她母亲是法国人，并且我曾听说她希望她的孩子在巴黎受教育。她似乎只可能在那儿。”

    “是的，”卡迈克尔先生说，“似乎那种可能性相当大。”

    那位印度绅士身子向前倾，用一只瘦长的手拍击着桌子。

    “卡迈克尔，”他说，“我必须找到她。只要她活着，就该在什么地方。如果她无亲无友、身无分文，那是我的错误所造成的。一个人有了这样的心事，怎能恢复神经的健康呢?矿山命运的这次突然的转机使我们所有的美梦都实现了，而可怜的克鲁的孩子可能正在街上乞讨呢!”

    “不，不会的，”卡迈克尔说。“你要保持镇静。想想当找到她时你有一笔财产可以交给她，这样就宽慰了。”

    “为什么当初事情变糟时我没能像个男子汉大丈夫那样坚守阵地呢?”卡里斯福特先生急躁痛苦地呻吟道。“我相信如果我不是不但要对自己的钱财负责，也得对别人的负责的话，我是会坚守阵地的。可怜的克鲁把他的每一文钱都投入了那个计划。他信任我——他爱我。但他临死时想的是我毁了他——我——汤姆·卡里斯福特，在伊顿公学和他打板球的我。他必然认为我是个大坏蛋!”

    “不要这样苦苦责备自己。”

    “我不是因为那投机事业有失败的危险而责备自己——我是责备自己失掉了勇气。我像骗子和贼一样逃跑了，因为我没脸见我那最好的朋友，告诉他我把他和他的孩子都给毁了。”

    那位好心肠的“大家庭”的父亲把手抚慰地放在他肩上。

    “你逃跑是因为那时你的头脑在精神折磨的压迫下支持不住了，”他说。“你已经一半精神错乱了。若不是如此，你就会留下来打出一条路。但你在医院里，被捆绑在床上，得了脑膜炎说着胡话，两天后你离开了那地方。别忘了这一点。”

    卡里斯福特垂下头，用双手托着前额。

    “天啊!是的，”他说，“那时我担惊受怕，简直发疯了。有好几个星期睡不着觉。我摇摇晃晃走出房屋的那天夜里，整个天空中似乎都充满了骇人的怪物在嘲笑我，冲着我叫骂。”

    “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卡迈克尔先生说。“一个人在濒临脑膜炎发作时怎么还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呢!”

    卡里斯福特摇摇耷拉着的头。

    “等我恢复了神志，可怜的克鲁已经死了——给埋葬了。而我似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一连好几个月，我不记得那孩子。甚至当我开始想起她的存在时，一切都像在雾霭中那样模糊。”

    他顿住了片刻，擦擦前额。“今天我有时努力回忆起来，似乎仍是那样模糊。我肯定在什么时候听到克鲁谈起过送她去的那家学校。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他可能没有确切地讲起过。你似乎连她的真名实姓也没听到过哪。”

    “他常用他发明的一个古怪的爱称来叫她。他叫她‘小主妇’来着。但是那倒霉的矿在我们头脑里把什么都给挤掉了。我们别的什么也不谈。他是否谈过那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