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能够，就是这么回事。”

    她对埃芒加德总是怀着满腔柔情，这时努力不让她太强烈地感觉到能对任何事一学就会和根本学不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她望着那胖乎乎的脸蛋，想出了一个聪明、老练的主意。

    “或许，”她说，“能很快就学会并不等于一切。对别人来说，待人和善才大有价值，如果铭钦女士了解世上的一切，而却像她现在这副样子，那就仍然是个可憎的家伙，而人人都会恨她。很多聪明人做了害人的事而变得可恶。瞧那个罗伯斯比尔（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领袖，后期树敌过多，于1794年被送上断头台）——”

    她停下来观察埃芒加德的表情，这表情开始显得迷惑不解。“难道你不记得了？”她问道。“不久前我给你讲过他的事。我相信你已经忘记了。”

    “是啊，我没有全都记住，”埃芒加德承认。

    “那么你稍等一会儿，”萨拉说，“我要把湿衣服脱下来，在身上裹上被单，然后再给你讲一遍。”

    她脱下帽子和外衣，挂在墙钉上，换下湿鞋，穿上一双旧拖鞋，然后跳上床，把被单扯到肩上，双臂抱住双膝。

    “现在听好，”她说。

    萨拉沉浸在法国大革命的血淋淋的记载中，讲着这一类事情，使埃芒加德惊恐得睁圆了眼睛，屏住了气。尽管她相当害怕，但在听讲时却有一种叫人愉快的刺激性。她不大可能再忘记罗伯斯比尔，或者对朗巴尔亲王夫人（她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心腹亲随，于1792年9月3日被革命群众砍头处死）的事还有什么疑点了。

    “你知道，他们把她的脑袋插在尖桩上，围着它跳舞，”萨拉讲解道。“而且她有一头飘荡着的美丽金发，每当我想起她，总是看到她的头不在她的身躯上，而是在尖桩上，还有那些狂暴的人，蹦跳嚎叫着。”

    她俩同意将已作出的打算告诉埃芒加德的父亲圣约翰先生，目前且把那些书留在阁楼里。

    “现在我们来交流一些情况吧，”，萨拉说。“你的法语学得怎么样？”

    “比以前好多了，自从上次我上这儿来，你讲解了动词变格以后。铭钦女士不明白为什么第二天上午我的练习做得那么好。”

    萨拉抱住了膝盖，微微一笑。

    “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洛蒂现在算术做得那么好，”她说，“那是因为她也溜上这儿来让我帮助她。”她朝室内四下环视了一下。“这阁楼会是个相当美好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凄惨的话，”她说着又笑了。“在这里‘假装’可真是个好地方。”

    实际上埃芒加德一点也不知道阁楼上的生活有时候有它几乎难以忍受的一面，而她又没有足够活跃的想象力来使自己在心目中看到。在她难得有机会到萨拉的房间来时，只看到生活中兴奋激动的那一面，这是由“假装”的情况和所讲的故事所造成的。她的拜访具有冒险性质，虽然萨拉有时显得很苍白，而且无可否认，也变得非常瘦，她那高傲的幼小心灵却不容许自己诉苦。她从未承认过有时饿得发慌，就像今晚这样。她的身子正在迅速成长，加上不断地四处奔走也会使她食欲旺盛，即使经常有大量营养价值高得多的饭食，而不是现在那种令人倒胃口的要等厨房方便才能匆匆吃到的低劣食物，她也会是这样的。她逐渐习惯于感到在她那娇嫩的胃里有什么东西在咬啮着的感觉。

    “我想士兵们在困乏的长途行军中也会有这种感觉的，”她常对自己说。她喜欢这句短语“困乏的长途行军”的发音。这使她感到自己颇像个士兵。她还有一种当阁楼中的女主人的离奇感觉。

    “如果我住在一座城堡里，”她论证道，“而埃芒加德是另一座城堡的女主人，前来看我，同来的骑马侍从有武士、扈从和陪臣，旗帜飞扬；当我听到吊桥外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