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慷慨 行事受到更为严格的约束；感到实行上面提及的这些美德的方法，似乎在某种程 度上听任我们自己选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感到遵奉正义会以某种特殊 的方式受到束缚、限制和约束。这就是说，我们感到那种力量可以最恰当地和受 人赞同地用来强迫我们遵守有关正义的法规，但不能强迫我们去遵循有关其它社 会美德的格言。

    因而，我们肯定总是小心地区别：什么只是该责备的，或者是合宜的指责对 象，什么是可以利用外力来惩罚或加以阻止的。应该责备的似乎是缺乏一般程度 的、合适的仁慈行为，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可以指望每个人做到的；相反，任何超 出这个程度的慈善行为都值得赞扬。一般程度的仁慈行为本身似乎既不应该责备 也不值得赞扬。一个对其亲属所作的行为既不比多数人通常所做的好也不比他们 坏的父亲、儿子或兄弟，似乎完全不应该受到称赞或责备。那以反常和出乎意料 的、但是还合适和恰当的友好态度使我们感到惊讶的人，或者相反，以反常的和 出乎意料的、也是不恰当的冷酷态度使我们感到惊讶的人，在前一种场合似乎值 得赞扬，而在后一种场合却要受到责备。

    然而，就是在地位相等的人中间极为一般的善良或慈善也不能以力强求。在 地位相等的人中间，每一个人自然而然地被认为、而且早在市民政府建立之前就 被认为拥有某种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以及对那些伤害自己的人要求给予一定程度 惩罚的权利。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每个慷慨的旁观者不仅赞成他的行为，而且如 此深切地体谅他的感情以致常常愿意帮助他。当某人攻击、或抢劫、或企图谋杀 他人的时候，所有的邻人都会感到惊恐，并且认为他们赶去为被害者报仇，或者 在如此危急的情形中保护他，是正确的。但是，当一个父亲对儿子缺乏一般程度 的父爱时，当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好像缺乏可以指望子女具有的敬意时，当兄弟 们缺乏一般程度的手足之情时，当一个人缺乏同情心并在非常容易减轻同胞的痛 苦的时候拒绝这样做时，在所有这些场合，虽然每个人都责备这种行为，但没有 人认为：那些或许有理由期待比较厚道的行为的人，有任何权利以力强求。受害 者只能诉苦，而旁观者除了劝告和说服之外，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干预。在所有这 些场合，对地位相等的人来说，彼此以暴力相争会被认为是绝顶的粗野和放肆。

    在这一点上，一位长官有时确实可以强制那些在他管辖之下的人，彼此按照 一定程度的礼仪行事。这种强制普遍为人所赞同。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都责成父 母抚养自己的子女，而子女要赡养自己的父母，并强迫人们承担其它许多仁慈的 责任。市政官员不仅被授予通过制止不义行为以保持社会安定的权力，而且被授 予通过树立良好的纪律和阻止各种不道德、不合适的行为以促进国家繁荣昌盛的 权力。因此，他可以制定法规，这些法规不仅禁止公众之间相互伤害，而且要求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行善。一旦君主下令做那些全然无关紧要的事情，做那些 在他颁布命令之前可以不受责备地置之脑后的事情，违抗他就不仅会受到责备而 且会受到惩罚。因此，一旦他下令做那些他发布任何这种命令之前置之脑后就会 受到极为严厉的责备的事情，不服从命令就确实会受到更大的惩罚。然而，立法 者的全部责任，或许是要抱着极其审慎和谨慎的态度合宜而公正地履行法规。全 然否定这种法规，会使全体国民面临许多严重的骚乱和惊人的暴行，行之过头， 又会危害自由、安全和公平。

    虽然对地位相等的人来说，仅仅缺乏仁慈似乎不应该受到惩罚，但是他们作 出很大努力来实践那种美德显然应该得到最大的报答。由于做了最大的善举，他 们就成了自然的、可赞同的最强烈的感激对象。相反地，虽然违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