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热情的帮助；这些人由 于自己所处的特殊处境——有的非常幸福，而有的则十分不幸；有的富裕而有权 力，而有的则贫穷而又可怜——而显得与众不同。地位等级的区别，社会的安定 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我们对前一种人自然怀有的敬意的基础上。人类不 幸的减轻和慰藉，完全建立在我们怜悯后一种人的基础上。社会的安定和秩序， 甚至比不幸者痛苦的减轻更为重要。我们对大人物的尊敬，极容易因其过分而使 人感到不舒服；我们对不幸者的同情，极容易因其不足而使人感到不舒服。伦理 学家们劝告我们要宽以待人和同情他人。他们警告我们不要为显贵所迷惑。这种 迷惑力是如此强烈，以致人们总是愿成为富人和大人物，而不愿当智者和有美德 者。天性作出明智的决断：地位等级的区别，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应当更可靠地以 门第和财产的清楚和明显的差别为基础，而不是以智慧和美德的不明显并且常常 是不确定的差别为基础。大部分人平凡的眼光完全能够察觉前一种差别，而有智 慧和有美德的人良好的辨别力有时要辨认出后一种差别却有困难。在上述所有作 为我们关心对象的事物的序列中，天性善良的智慧同样是明显的。

    或许没有必要再陈述，那种由两个或更多的激起善行的原因的结合，会增进 这种善行。在没有妒忌的场合，我们对显贵所必然产生的好感和偏爱，因其与智 慧和美德的结合而得到加深。尽管大人物具有智慧和美德，他仍然会陷于那些不 幸，那些危险和痛苦。地位最高的人所受的影响往往最深，而我们对他命运的深 切关心，其程度会超过我们对具有同样美德而地位较低的人的命运所应有的关心 程度。悲剧和恋爱故事中最有吸引力的主题是具有美德和高尚品质的国王和王子 们所遇到的不幸。如果他们运用智慧和毅力，使自己从这种不幸之中解脱出来， 并完全恢复他们先前的那种优越和安全的地位，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怀着最大的 热情甚至是过度的赞赏之情来看待他们。我们为他们的痛苦所感到的悲伤，为他 们的顺遂所感到的高兴，似乎结合在一起，增强了那种偏向一方面的钦佩——我 们对他们的地位和品质自然怀有的钦佩情绪。

    当那些不同的仁慈感情偶然趋于不同的意向时，用任何一种精确的准则来判 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按某种感情行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当按另外一种感 情行事，或许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在什么情况下，友情应当让位于感激，或者 感激应当让位于友情；在什么情况下，所有天生感情中最强烈的一种，应当让位 于对那些优越者的安全——全社会的安定仰赖于他们的安全——的重视；在什么 情况下，天生感情可以正当地胜过这种重视，都必须留待内心的这个人——这个 设想出来的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裁决者来决定。如果我 们把自己完全放在他的位置上，如果我们真正用他的眼光并且像他看待我们那样 来看待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专心致志，洗耳恭听他对我们的建议，他的意见就决 不会使我们受骗。我们不需要各种独断的准则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这些准则，常 常不能使我们适应环境、品质和处境中的种种色调和层次，以及虽然不是觉察不 到的，但是，由于它们本身的精细和微妙，常常是完全无法确定的各种差别和区 分。在伏尔泰的那一动人的悲剧《中国孤儿》中，我们在赞美赞姆蒂——他愿意 牺牲自己的孩子的生命，以保存已往的君主和主人们的唯一幸存的弱小后代—— 的高尚行为的同时，不仅原谅而且称赞艾达姆（Idame）的母爱，她冒着暴露自 己丈夫重要秘密的危险，从鞑靼人的魔掌中取回自己的幼儿，送到曾解救过他的 人手中。

    第二章 论天性致使社会团体成为我们慈善对象的次序 用以指导把个人作为我们慈善对象的那种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