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尊重神圣的正义准则（这种准则要求遵守一切严肃的 诺言），是否不会想到自己有义务履行诺言，至少是很可怀疑的。不容置辩的是， 不应尊重那个使他陷入这种处境的坏蛋的失望情绪。不履行诺言并不会给那个强 盗造成任何损害，从而用暴力不能勒索到任何东西。但很可能成为问题的是，在 这种情况下是否不应尊重他自己的尊严和荣誉，是否不应尊重他品质中那不可亵 渎的神圣部分（这部分品质使他尊重真理的法则而憎恶每一种近于背叛和欺骗的 东西）。关于这一点，雄辩学家们当然存在极大的分歧。在一派中，我们可以把 古代作家西塞罗计算在内，把现代作家普芬道夫和其注释者巴比莱克计算在内， 尤其是把后来的哈奇森博士，一个在大多数情况下决不是无所拘束的雄辩家计算 在内，这一派毫不犹豫地断定，决不应尊重这样的允诺，并且断定不这样想就是 十足的软弱和迷信。在另一派中，我们可以把某些教会的古代神父们计算在内， 也可以把某些著名的现代雄辩学家计算在内，这一派具有另一种观点，断定必须 履行所有这类允诺。

    如果我们按照人类的普通情感来考虑问题，就会发现人们认为甚至对这类允 诺也应有所尊重；但会发现，无法根据任何一般准则来确定这在多大程度上毫无 例外地适用于一切场合。我们不应当选择十分直率而又轻易地作出这类允诺的人 和随便违背诺言的人，作为自己的朋友和伙伴，某个允诺拦路抢劫者五镑钱而未 履行该诺言的绅士，会招致某种指责。然而，如果允诺的这笔金额相当大，就很 可怀疑怎么做是合宜的，例如，如果支付这笔钱会彻底毁灭作出诺言的人的家庭； 如果这笔金额大到足以促使最有益的目的实现，那么，为了拘泥小节而把这笔钱 扔进如此卑鄙之手，就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犯了罪，至少是极其不合宜的。若某人 为了遵守对盗贼的诺言而使自己沦为乞丐，或阔气得给盗贼 10 万英镑，那么， 就人类的常识来说，这个人会显得极其荒唐和过分。这种慷慨似乎违背了他的责 任，即他对自己和对别人负有的责任，因此，如此尊重被迫作出的许诺，决不能 得到人们的认可。然而，凭借某种明确的准则，来确定对此应给予何种程度的尊 重；或由此可能给予的最大金额是多少，显然是不可能的。这要随同那些人的品 质，随同他们的境况，随同那种诺言的严肃性，甚至随同那种冲突的各种情节而 变化；如果人们以那种极度豪爽的态度——这种豪爽有时可以在具有极其放荡的 品质的人们中间看到——来对待这个作出诺言的人，它就似乎比在其它情况下更 为正当。总之。可以说，正确的合宜性需要遵守一切诺言，只要这不违反某些其 它更为神圣的责任，例如对公众利益负有的责任，对那些我们出于感激、亲情或 善心而要赡养和抚养的人负有的责任。但是，如前所述，我们没有任何明确的准 则来确定哪些外在的行动是出于对这种动机的尊重，因而也不能确定什么时候那 些美德同遵守这种诺言相矛盾。

    然而，可以说，不管什么时候，即使为了最必要的理由而违背了这类诺言， 对作出这类诺言的那个人来说，也总是某种程度的不光彩行为。在作出这类诺言 之后，我们可以确信遵守它们是不合宜的。但是，在作出这类诺言的时候，仍然 存在某种错误。至少这是违背了有关宽宏和荣誉的最重要和最高尚的格言。一个 勇敢的人应该宁死不作他既不可能毫不愚蠢地保持，也不可能恬不知耻地违反的 某种诺言。因为这种处境总是伴随着某种程度的羞耻之心。背信弃义和欺骗是极 为危险、极为可怕的罪行，同时也是人们非常容易、在许多情况下也是非常稳当  地沉缅的罪行，因而我们对它们比对几乎所有其它东西更为戒备。所以，在各种 情况和各种处境中，我们的想象就带有羞于违反一切誓约的观念。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