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待审的黑人，在那里开始琢磨手里的圣经，而另一方面，则是裘迪森法官一个人去教堂，向上帝寻求精神上的支持。我想，导演对裘迪森法官的个人历史，当然作过深入的研究。因此在设计这一组镜头的之前，斯匹尔勃格一定也托着下巴问自己，裘迪森这家伙怎么就会出现他个人思想轨迹上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最终，斯匹尔勃格把它归结到了宗教。

    于是产生了导演运用电影手法对于人物思想过程的诠释。这组镜头表现了当时的宗教气氛，表现了这种气氛通过美国教徒对“阿姆斯达”号黑人产生影响，甚至对法官思考进程的影响。应该说，这样解释大致是不错的。因为，我们穿过宗教的形式，还是其中的人性内核，在影响美国民众对奴隶问题的思考。而对人性的思考也是裘迪森法官判决的主导原因。

    但是，裘迪森法官的判决，其实还反映了一些其它问题。例如，人们以前对于这位法官的判断，主要依据是他过去所表现的种族主义者的立场。然而，实际上在种族主义和赞同奴隶制之间，并不是可以划等号的。也许，在判决的同时，裘迪森法官并没有改变他的反对种族杂居，反对完全的种族融合的观点。而且，他也完全可能，依然不同意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不赞成他们不惜一切，不惜内战以达到立即废奴目标的观点。可是，这并不说明他就是一个没有起码正义感的人，也不说明他肯定就不憎恶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在他身上，可以最集中地看到那个时代美国人的矛盾，甚至是那个时代的矛盾。

    还有，就是人们还是小看了裘迪森法官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在美国法官身上相当普遍的职业荣誉感。这种职业荣誉感是与司法独立的制度紧紧相连的。当司法和法官不再成为权势的工具，被社会确立在一个独立的，神圣的，被期待是公正的位置上，那么，法官的职业自尊心和职业荣誉感也就同时被确立了。在这个时候，法官还是可能有认识上的历史局限，但是，如果他认清了历史进步的一面，他会被职业道德所驱使，更坚决地站过去。

    在电影中，裘迪森法官在宣布判决的时候，还宣布了逮捕那两名西班牙人。这是不是斯匹尔勃格为了营造效果给历史添枝加叶了呢？事情本身是有根据的，只是影片将故事浓缩在一起了。历史上，两名西班牙人确实为了这个案子还在美国被捕过，但是，不是在裘迪森法官的法庭上，而是在地区法庭一审之前。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在联邦地区法庭开庭的两个多月之前，“阿姆斯达”委员会的泰朋计划向两名西班牙人提出民事诉讼。尽管胜诉的机会很小，但是，这一定会在民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们，希望通过这个起诉，向公众说明，只要是一个人，哪怕是一个黑人，他也有权向美国的司法体系寻求公正。

    为了赢得公众的同情，他们先在纽约由泰朋兄弟所办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名叫乔治.伊.岱的纽约大学教授，写给编辑的两封信。他是一名专门教聋哑学生的教授，所以对于手语有特别的研究。他曾经和“阿姆斯达”号的黑人进行过几次手语交谈。他在给编辑的信中，详细描述了暴动的带领人辛盖对他所作的回忆。谈到他们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谈到在哈瓦那所有的黑人都忍不住哭泣，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可是再也无法返回家乡，等等。

    泰朋合法地得到了拘留证，治安警察在纽约市的一个旅馆里，以对黑人的“人身攻击罪”和“非法监禁罪”两项民事起诉，当场逮捕了蒙岱和路易兹。泰朋还将两个起诉分别在两个法院申请，一个在纽约市民事法庭，另一个在州的高级法院。律师代表黑人辛盖和弗里瓦要求总共三千美元的赔偿。

    这一行动着实是捅到了南方蓄奴者的痛处。引起南方强烈的反应。南方的报刊甚至惊呼道，下一次我们就会听到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