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推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成为包括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时髦”。到如今，东欧改革已走过10年的历程，俄国的“叶利钦时代”已降下帏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成就斐然，但仍有不少困难。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具体的路径和措施异彩纷呈，因而各国社会经济转轨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尽管“转轨”进程仍在继续，但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不妨做一下初步的尝试性的比较研究，这对于我们减少改革成本、少走弯路会有所俾益。因此，特请您从国际比较角度，谈谈东欧、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社会经济变革。

    秦晖：社会经济转轨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加之“转轨”尚未完成，很难一下子给个圆满的“说法”。我只想就大家目前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命令经济·现代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金雁：历史发展具有连续性。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面对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但各国的计划经济的程度和特点不一样，因此谈论转轨首先要搞清楚旧体制在制度变迁中对改革所造成的不同影响。

    秦晖：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包括东西方在内都在走的道路。这是共性。东欧、俄罗斯是在传统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这是特性。东欧、俄罗斯不同于拉美、东南亚等国，或者说不同于大部分不发达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改革。东欧、俄罗斯又不同于中国、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它们是在结束了旧体制之后，在议会民主的框架下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最后，这是我们要谈的主要内容：虽说改革前苏东和中国都号称是“计划经济”、公有制。但实际上中国和前者有很大的不同。

    金雁：关于这一点很多人已谈到过，如农业情况不同、工业化程度不同、计划经济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不同以及发展水平的不同。

    秦晖：人们现在较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但实际上除了这点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经济类型的不同。可以说这两类国家在改革前搞的都不是市场经济，而是靠行政指令来运作的经济。但这里面是有区别的：一种是自古以来就有，被希克斯称作“命令经济”的类型。这是“农业时代”的产物，它是与马克思讲的历史上以“统治与服从”关系为基础的经济类型紧密相关的。这种经济可以不需要“工业文明”、不需要“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它不考虑投入产出系数、没有数理逻辑基础上的“计划均衡”概念、不考虑经济过程的最优化原则，而仅以人们对共同体的依附性为基础，以掌权者的长官意志、浪漫心理、个人需要或社会上的某种道德激情来支配经济，如我国古代的盐铁官营、官手工业、工商食官、“利出一孔”这一类的官营经济。这种国有经济在我国封建王朝时期一直就很发达。

    一般地说，如果把市场机制下通过供求与价格信息反馈调整经济决策的西方经济看作“即时纠错”的经济，那么上述这种指令制度相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就是一种“无法纠错”的经济。除非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使旧的“命令”者退出，新一代的“命令”者有可能与民更始，它就很少有其他纠错机制。另一种体制则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计划经济。它的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病在于市场“无政府状态”，使其纠错过程滞后并造成效率损失。在这种状态下，生产是盲目的，产品要上市后才能发现决策偏差(过剩或不足)，然后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整，在一次次调整、一次次试错中达到市场均衡，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自从理性主义兴起后，相信数理逻辑的人们认为，完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