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和无知剥夺了人民的任何了解国事、过问政治的可能，请问，他们会珍视，他们能运用在国会里进行辩论的这种权利吗？”14

    这样的思想逻辑导致了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15从60年代起，许多民粹派认为，人民唾弃了那“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他们对“沙皇专制失望之后”就“只会走向人民专制”。16这个专制将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17民粹派把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视为他们理想中“人民专制”的标本。在他们看来，雅各宾专政在法国不幸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立宪制度击败了，“在那里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专制的人民统治事实上没有建立起来”。而俄国将不同于法国，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很弱小，所以“人民专制”一定会取得胜利。18

    显然，这种最“革命”的“人民专制”理论距离真正的君主独裁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是很容易跨过去的。显而易见，“专制的人民统治”不可能以全体人民都直接充当“警察”的方式实现，他们只能把“专制”的权力委托于某一“最高政权”，而这种委托既不能（即便能，也只是无实际意义的“纯粹形式”之举）以政治自由和代议制这类“资产阶级的”“虚伪”方式进行，又必须防止那吵吵嚷嚷的“贵族政治”的干扰，并且既然为此目的“用什么方法来变更法律……横竖都是一样的”，那就只能产生一个“人民的沙皇”来为民作主了！ 于是警察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Л·Α·吉霍米罗夫便发表了如下高见：西方政党政治“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的利益”，立宪制只是“资产阶级组织的工具”，它产生的代议制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而“依照人民的意见，最高政权是全民的，而绝不是阶级的代表机关。只是靠了这样的信念的牢不可破的稳定性，沙皇们的政权才得以维持”。所以“社会主义者”们甚至可以认为：“对于人民来说，在两害中间，专制的沙皇毕竟比立宪的沙皇要好些” 19，因为他可以使那些“贪婪的私有者”害怕。另一位著名的警察民粹主义者Г·Π·萨宗诺夫，后来的黑帮分子，则干脆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幌子都不要，赤裸裸地为沙皇捧场，认为沙皇专制比只能为“富人”效劳的议会政治、比抽象的、形式的因而是虚伪的西方式自由民主权利更加“公道”。在他看来，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20

    俄国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这种民粹主义的“警察”理论进行了坚决斗争。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西方式民主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决不认为它只是仅供富人或资产阶级享受的、纯粹“虚伪”的东西。列宁严厉批判了那种以为政治自由“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针对那种攻击议会民主只能选出富人来压制穷人因而是“不公道”的说法。他指出：“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普列汉诺夫更从理论上批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西方的自由权利只是一钱不值的抽象权利的看法。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所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