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47而民粹派心目中作为希望之光的“劳动农民”，则是指村社农民，尤其是指那些不仅拥护村社，而且愿意走向“村社共耕制”的农民。

    另一方面，沙皇的“警察”们把自己的希望之光寄托于何处呢？当然是地主、贵族与大资产阶级——人们一般都会这么回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一般地说，沙皇政府维护的是这些人的利益，当然也以这些人为其统治的支柱。但沙皇当局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那些最保守、最反动的斯拉夫主义“警察”们（他们曾经人数众多，左右国事）却认为：工人与激进的市民是最危险的，知识分子想入非非、离经叛道，资产阶级鼓动人欲横流，扰乱世道纲常，就连贵族也靠不住——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已沾染了西方来的“自由主义”邪说，何况“贵族政治”在传统上也与中央集权的绝对专制相抵触。因此，“专制制度的支柱应当（而且可以）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农民民主派’”。48那个曾经对“共耕制”津津乐道的维特伯爵就说过：君主制“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49他们不仅这样想，也这样做，甚至到了1905年革命爆发后，他们仍一度对农民的宗法性和保守性寄以很大希望，因此在第一、二届国家杜马代表名额分配上沙皇对自由派、立宪主义者（各革命派更不必言）百般限制的同时却对农民大慷其慨，致使这两届杜马的代表中农民占了几乎一半，比其他任何阶级的代表都多。

    不过，“警察”们同样没有把农民看成浑然一体，沙皇官员Μ·Β·克拉索夫斯基曾在国务会议上说：政府依靠的是“老成的庄稼人”而决不是 “纵欲的暴徒”。50换言之，既不是赤贫而不满的无产者，也不是财大气粗的、僭礼非分的暴发户。按维特的说法，沙皇陛下的好农民不是“一头一头的牲畜”，而是一个“畜群”，是公社的忠实成员。用列宁的话说，沙皇这一时期在“抑强扶弱”的旗号下寄予希望的是“宗法式的农民”，即“宗法式团体”51——村社的社员，而且尤其是那些寻求共同体庇护的较“弱”者。事实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19世纪先后由内务部警察与自治局民粹派倡导乃至强制推行的“村社共耕制”如果说在农村中得到了某种响应的话，也正是来自村社成员中较贫弱的阶层。

    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图景：最“革命”的民粹派与最反动的“警察”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农民，而且具体地说都是宗法农民——村社社员，尤其是 其中最安分守己（在沙皇看来），最富于“集体主义”精神（在民粹派看来）的弱者。

    于是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就具有某些光怪陆离的面貌。如由民粹派直接组织的农民起义中最大的一次，即1877年基辅省的奇吉林事件，就是在拥护“好沙皇”的旗号下进行的。当时民粹派分子伪造了许诺恢复农村公社（当时该地的农村公社已在近代发展中解体)的“沙皇诏书”，由此鼓动起了一次按民粹派自己的说法是仅有的“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的暴动。52而我们则在这类“近代民主运动”的背后看到了普加乔夫型旧式农民领袖的影子。无论组织暴动的Я·Β·斯捷潘诺维奇等人具有多少民主思想，这种“皇权主义民粹派运动”是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的。“人民斗士”“利用”农民的皇权主义情绪搞民粹主义，“警察”们“利用”农民的民粹主义情绪搞皇权主义。从直接的结果看，双方都失败了，而从文化发展的深刻背景看，难道双方不都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吗？ 最后，在对宗法时代俄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上，民粹派“革命者”与专制“警察”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所周知，自近代西方文化东渐俄国以来，在俄国朝野上下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念系统的冲突。19世纪40年代有“斯拉夫派”与“西欧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