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论战，60年代有“守旧派”与“进步派”的论战。而作为民粹主义思想先驱的40-5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和70年代以后的民粹主义本身都受到这两次论战的深刻影响。一般地说，对作为统治集团内两种思潮的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民粹派及其先驱均持批判态度，但这种批判一开始就不是均衡的。赫尔岑在与西欧派尖锐对立的同时，曾有过同斯拉夫派调和的倾向，“斯拉夫派所鼓吹的俄罗斯人民的国民特性就曾吸引过赫尔岑”。53后来他虽然与斯拉夫派决裂，表示“我们不能再象旅伴一样相处在一起了”，然而他继续对斯拉夫派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独特发展的基础的学说持肯定态度，在他思想成熟期的著作中，他曾表示同他与西欧派的对垒相比，他同斯拉夫派的斗争只是“家庭内的口角”。54就连在革命民主主义者中对斯拉夫派批评最激烈的别林斯基，也声称他在国民性问题上“宁愿转到斯拉夫派一边，而不愿留在人道主义的世界主义者（按：即西欧派）方面，因为，即使前者也犯了错误，但总还是人，还是生物，而后者却把某种真理说成某种逻辑的翻版”。55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民主主义”即后来的民粹主义与“西欧派”的距离越来越远。如果说40年代某些情况下还有民主派与自由派在“西欧主义”的阵营下结成同盟对反动的斯拉夫派作战，那末到60年代末，在与“守旧派”对峙的“进步派”阵营中就绝无民主派的踪迹了。而象车尔尼雪夫斯基描述的那种“西伯利亚高于英国”的观念，却在民主主义者中，尤其是后来的民粹派中成了根深蒂固的信条。

    民粹派一般回避谈论斯拉夫主义或西欧主义这类话题。但他们对俄国国民性优越于西方的观念，对“西方瘟疫”的东传导致俄国国民堕落的观念，对俄国独特发展道路的观念，尤其是关于村社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是俄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基础的信念，都具有极为鲜明的斯拉夫色彩，而民粹派中某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巴枯宁，更是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典型代表，这种狂热甚至曾使他走向与沙皇合作。就连民粹派中素称以“全人类”的观点考虑问题而明确否认自己属于斯拉夫派的Η·Κ·米哈依洛夫斯基也认为“可以把”民粹主义“称作斯拉夫主义经济纲领”，只是旧斯拉夫派把它“阐述得毫无生气、水平很差、没有经受很长的考验”而已，而经过民粹派的提高后，据说这个纲领就“会有很好的前途”。56另一方面，在民粹派看来，沙皇、贵族和政府最大的罪恶就在于他们扶植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被他们认为是在俄国社会全无根基的、纯属从西方引进的东西。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实际上是把他们的敌人当作西方文化的代表、俄国文化的叛徒而加以反对的。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民粹派时也把它的斯拉夫主义倾向作为重要的对象。普列汉诺夫曾多次说过，民粹派是“斯拉夫派化的革命家”，他们“用斯拉夫派的观点把俄国和西方对立起来，把人类生活的原始形式理想化”；民粹派思想是被歪曲了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遗产和斯拉夫派倾向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混合物”，它已经从车氏那里“退回到赫尔岑的半斯拉夫派的观点”，充满了“半斯拉夫主义的极端性”，57等等。

    在文化史上，俄国统治阵营中的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之争实际上是贵族保守派、反动派与自由派、改良派之争。19世纪后期的沙皇专制强化论者，从波别多诺斯采夫、戈列梅金直到后来的黑帮，都打着维护“传统”的斯拉夫主义旗号。一般认为，传统斯拉夫派之所以反动，是因为它维护诸如沙皇绝对君权、农奴制、东正教原教旨主义这类俄罗斯“国粹”，民粹派在这些方面当然与他们绝不相容。但实际上这些“俄国人民历史古董的鉴赏家们”的理论体系的主体十分复杂。上述这些反动的“国粹”只是其中一些人理论推导的结果，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