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斯拉夫派理论体系的主体仍然是农村公社理论，是关于村社培养了俄国人特殊的优点，铺成了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并使之可以抵御“资本主义灾难”的理论。围绕这一理论，不少斯拉夫派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为俄国宗法共同体的“父权”过于严酷而“温情”过于缺少、束缚职能过于强大而保护职能不足而苦恼，力图使之恢复宗法式的和谐。因而他们中不少人曾对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残暴专政持反对派立场，谴责农奴主的冷酷，在“大改革”以前，某些斯拉夫派甚至主张废除农奴制，用村社制度来“解放”俄国人民，变沙皇——领主——农奴的霸道专制为沙皇——村社——家族（或沙皇——社长——家长）的王道专制。说他们具有民粹主义色彩，或说他们为“警察民粹派”的鼻祖，并不过分。

    这样，作为平民思潮的民粹主义和作为统治思潮的斯拉夫主义又在传统文化大旗下走到了一起。

    六、 从革命的圣徒到传统的卫道士

    前已述及，我们所称的“警察民粹主义”包括“民粹主义警察”即统治阵营中的一些“反动的民粹主义”分子，以及革命民粹派理论中的宗法性或反动性的一面。前者是代表统治者的，后者是代表人民的，前者维护沙皇、地主与专制制度，后者则反对这一切。一般地说，这两者是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

    但是，正如历史上一切宗法共同体都是寻求共同体庇护的人民和用共同体束缚人民的权贵两方面意志的综合一样，也正如历史上一切高举“仁义”之帜讨伐“无道”之君的传统造反运动的结果一样，民粹主义如果不抛弃自己的宗法躯壳，那么从革命的圣徒到传统的卫道士，从最激进的民粹主义斗士到最反动的民粹主义警察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农民革命的希望日益暗淡，“人民专制”的前途日渐渺茫，而“‘经济进步’的火焰已经燃烧到俄国人民生活的根基”，58资本主义的瘟疫已经越来越威胁民粹派视为生命的农村公社了，于是在一再“敲响警钟”而人民仍然“沉睡”的情况下，许多民粹派从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对“人民”的失望走向了对沙皇的幻想，希望利用沙皇的力量来保卫村社、对抗资本主义，于是出现了民粹主义警察化的明显趋势。吉霍米罗夫与卡拉乌洛夫两人的经历就是突出的典型。

    Л·Α·吉霍米罗夫（1852—1923年）是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者，也是民粹主义激进派（所谓“布朗基派”）首领特卡乔夫的主要追随者。1879年民意党成立时他是创始人与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特卡乔夫之后的主要理论家与民意党在思想上的发言人，曾起草过该党不少纲领性文件，如著名的《民意党执委会致亚历山大三世书》等等。民意党失败后他于1883年流亡国外并主持《民意导报》的工作，是海外民粹派最知名、最激进的思想家之一。吉霍米罗夫受特卡乔夫“革命国家”理论的影响，极力鼓吹用暴力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建立雅各宾式的“人民专制”，以国家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他的名言是“暴力因素——这是比生产更重要的因素”。59吉霍米罗夫是如此的“革命”，以致于他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者斥为与“‘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骑士们公开地结为联盟”。然而曾几何时，这个最“革命”的民粹派却在1888年发表了《我为什么不再做革命者》一书，次年又给沙皇写了忏悔信，回国后成了狂热的君主派与反动分子，号称沙俄后期“最多产的专制主义理论家”！60

    过去的论者在谈到此公时，无不斥之曰“叛徒”。然而他身居国外，既未被捕，又未遭拷打，是什么力量使他“叛变”的？其实说来也简单，出于对资本主义与自由派的仇视，他早在最“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只要能抵御西方瘟疫“专制的沙皇也比立宪的沙皇要好”的高论。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