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崩溃后，他数度从海外派人潜回国内企图重新建党，均遭失败。“人民专制”成为泡影，失望之余，他终于认定只有沙皇专制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堕落”中拯救俄国，于是便做出了从民粹主义革命家到民粹主义警察的惊人的一跃。

    成为“警察”理论家之后的吉霍米罗夫曾踌躇满志，于1905年出版《君主制国家的原则》一书，书中声称：俄国绝对君权建立200多年来君主专制思想一直停滞于“政客们”实用主义的“本能”上，专制思想家们只知模仿“欧洲思想的简单复制品”，致使专制思想不能上升为理性，“君主主义自觉”的水平太低，造成了“君主制原则的退潮”。而他则自称可以用其村社主义思想对君主制的合理性作出“严格的科学分析”，建立一套具有俄国特色的“创造性”的理论体系，以支持君主专制的复兴……。61

    如果不是次年便发生了“警察”摧毁村社的斯托雷平“革命”，这位当年的“社会主义者”不知会创造出一种什么样的君主专制理论体系来哩！

    与之类似的是Β·Α·卡拉乌洛夫，另一位积极的民意党人，曾经是著名的革命恐怖主义者，民意党失败后他逃到国外，继续从事民粹派活动，并自告奋勇要潜回国内恢复民意党组织。后来受吉霍米罗夫派遣回国，在地下活动中于1884年在基辅被捕，被处以十年苦役并流放西伯利亚。在那里他变成沙皇专制的支持者，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内的右翼，在大多数立宪民主党人都作为自由派而参加了1905年革命的情况下，卡拉乌洛夫却坚决反对这场革命，并在杜马发表“拜神演说”，鼓吹东正教原教旨主义。当时连许多右翼分子都感到十分诧异，提醒他：他曾作为非常“革命”的人当过苦役犯呢。然而卡拉乌洛夫却说：这正是他引以为骄傲之处！

    究竟是什么使这个曾以恐怖手段谋求“人民专制”的人一面“自然而然”地成了沙皇专制的拥护者，一面却仍以其“革命”经历而自豪呢？理解了“警察民粹主义”的本质，我们便不难明了其中之缘故。

    当然，多数堕落中的民粹派分子并没有以上二人这么典型，这就是以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尔逊、沃龙佐夫等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们在80-90年代曾形成了民粹主义的主流。如前所述，现在我们一般把他们称为“自由主义民粹派”。这个用语是列宁提出的，意在说明他们已经放弃了当年民粹派的革命立场，而与当时的贵族自由派一样倾向于向沙皇专制屈服、妥协。 然而，当年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人进行批判的一些措辞，却令人无法与“自由主义”联系起来。例如普列汉诺夫称沃龙佐夫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因之也是最凶恶的反动派”、“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亲兄弟”。普列汉诺夫还说：“我们的合法的‘公社热爱者’把政治看作‘资产阶级的’而厌恶它，把立宪的活动看作与人民的幸福不相容而轻视它，努力说服政府，说维持这一有名的‘基础’（按：指村社）对它本身如何有利”。这里明明说的是一种反自由主义的思潮。列宁也说过：丹尼尔逊、沃龙佐夫一伙人“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自己陈旧的家长制生活方式中，而不要在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他们已经沿着堕落之路“滚下去，与……大地主在一起了”。他还指出他们的主张“为警察局的禁令辩护”，“落到了公开反动的地步”。这“特别明显地说明了他们观点的反动性，这些观点使他们日益靠近大地主”，62等等。显然，从这里我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种理论与“自由主义”有什么相干？

    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思潮的自由主义，其本来意义无非有二，一是主张政治自由、立宪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君主集权，二是主张经济自由、市场竞争，反对宗法羁绊、公社壁垒。典型的自由派，例如美国的早期共和党、法国的吉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