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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大跃进
斯理论。只有计划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存在,从来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存在的。美国从建国以来公社就多得很,多少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跑到美国去搞公有制试验。他们搞的都是乌托邦,没有一个搞成功了;但在美国既没有构成罪恶,也没有构成灾难。可见乌托邦和灾难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要乌托邦是一种志愿者的个人实践,我觉得就是很正常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象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强迫人自杀,搞成那个样子,美国政府就要干涉了。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干涉呢?并不是因为它的教义是乌手邦的或不现实的,而是因为它侵犯了人权,就是因为它强迫了某些人。象在美国搞公社的那些人的精神,中国人的确是很缺乏的;但中国象人民圣殿教这样的东西却很多。人民圣殿教的教主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後来美国联邦政府搞到许多材料,把这个人的道德形象作了充分的暴露。我认为市场经济其实也不是一个消解乌托邦的经济,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给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标提供了最大的可能。这些目标自然有的是可实现的有的是不可实现的。你爱搞乌托邦你自己去搞好了,象南街村那样的地方在美国可能会搞得更好。

    杨:这是乌托邦精神的概念,不是乌托邦蓝图的概念。乌托邦蓝图本身就是包含强制因素的。

    秦:这就有个乌托邦广义和狭义的问题。

    杜:这里有个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的问题。如果你是国家领导人,你的行为恐怕不能任意发挥你的乌托邦理想,想怎么实行就怎么实行。

    秦:我认为只要是共同体行为就成问题。象人民圣殿教搞的那一套并不是国家行为。只要是共同体的行为侵犯了个人权利就不行。我刚才讲过个人自由是第一位的,如果要讲乌托邦这是最高的乌托邦,那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以反乌托邦的面貌出现。洛奇克就说,他所讲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就是一个乌托邦,但是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乌托邦。为什么这个东西值得追求?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有益无害的:也许这个最弱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能够追求到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不错。道理很简单,最弱国家强调的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它本身就是一种理想。

    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中国人不相信理想。我所接触的官员和普遍百姓都持一种机会主义的、现实的人生态度。理想主义跟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觉得讲理想是很幼稚的,是迂腐的、不懂中国国情的想法。

    杨:我觉得反思大跃进的原因也好,分析现代中国人缺乏理想的原因也好,都不能仅仅归咎於所谓中国国情。黄钟自己刚才就说过中国封建士大夫有为民请命的,有怒骂昏君的,有尸谏的。中国人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理想主义。

    王:经过反右斗争,中国人仅有的那么一点理想主义也被消灭了,反右把人们的口已经钳住了,为大跃进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杜:反思这一段历史,我觉得统治行为,不管是小共同体的行为也好,是国家的行为也好,都必须强调程序上的合法性。程序合法性首先要求有保障民意表达、公民参与的途径。没有程序上的合法性,个人权利和自由就很难得到保障。

    秦:实质的问题还是要摆脱强制。摆脱强制的过程中特别需要一种理想主义精神。我觉得把强制与乌托邦或者理想主义一锅煮的搞法至少是没有打中要害。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其中提到中国现代引进的一些自由主义思想资源所针对的问题的确有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大一样的地方,我们用起来要特别注意。比较典型的就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理论。这个理论建立在英美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的两分法的基础之上,在已经建立起自由秩序的地方它是有很大合理性的。在这些地方它可以警醒人们不要有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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