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看，从康、梁开始就讨论这个问题。以沈家本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之争来看，你发现争论的很多问题焦点最後都集中在家族主义这个问题上。恰恰是那些力图维护皇权的人在大力支持家族主义，维护家族传统。而反家族主义的人则都有东成刚才所说的那种倾向，就是宁可接受国家名义的压迫而不愿接受小共同体的控制。这种国家主义的态度在近代学说中发端於梁启超，梁启超把博爱主义解释为爱祖国或爱国家，甚至到了国际联盟萌芽、产生的时候他都没有意识到在国家之外还有一种超国家的组织，也就是国际社会。他把国家主义看成最高的道德原则，站在这个立场上来彻底地批判家族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样有国家主义倾向。到了五四运动时候，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仍把矛头集中对准家族主义，对准乡村的各种民间传统组织，对国家主义没有任何警惕。这就极大地便利了共产党49年以後以国家名义进行的一系列压迫性活动，包括集体化、大跃进和後来的文革。因此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反思要特别注意反思国家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其实都是超国家的；一到中国就和国家主义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其结果不但是瓦解了各种小共同体，而且也彻底地剥夺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个人从出生开始就需要一种多层次的共同体保护，包括家庭、家族、邻里和各种个人的自愿联合形式。正是这些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相互制约才能保障个人既不受他人的侵犯也不受来自共同体的专横压迫。但是从清末以後中国社会几乎一直处於动乱之中，这种动乱加上经济上的原因，还有各种对家族主义的批判所引起的人们观念的潜移默化，使原来的各种小共同体主要是社区、家族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虽然基於人们的需要也有一些组织得到了重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都很脆弱，再加上对国家主义缺乏应有的警惕，因此这些组织很容易就被共产党以国家的名义瓦解了。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整个农村已成一盘散沙，根本没有对抗大共同体的能力；因此大跃进，还有以後的文革，都能够畅行无阻。大跃进能够发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成功地利用了农村中的无产者，或者说是边缘人。这些人由於懒惰或者其它的原因，长期处於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圈以外，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整个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把这些人用作运动的先锋。因此反思大跃进，反思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必须警惕这种流泯无产者的危险性。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毛泽东能够使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实现他自己的意志，这里面存在一个从领导科学的角度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大跃进的发起到全面展开来看，与当年希特勒在德国领导的全面经济复兴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达到规划目的的角度来看，从所使用的动员手段来看，他们都是很相似的。他们是不是成功的领导者？我比较赞成哈佛大学海菲斯在《没有简单答案的领导艺术》（1994）这本书的观点。过去的半个世纪整个西方的领导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倾斜，也值得我们中国人反省，就是大家都比较容易对一些在特定历史时期有高度的个人权威同时又具有巨大的组织动员手段和力量的人产生盲从，包括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人。作为这种反思的结果，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至少有两点要注意：一点是被领导群体的道德水准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再一点就是领导者有没有把依靠他们所处的位置所能了解的信息充分地、客观地提供给被领导的群体，也就是说被领导群体对形势的判断有没有误差，有多大的误差。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毛泽东、希特勒这两个人都不是成功的领导者。整个大跃进，包括後来的文革，不仅没有使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提高，反而大大地下降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