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彻底地屈服了，形了了卑躬屈膝的所谓党和领袖的“恩情深似海”的那么一种全民心态。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看，大跃进这样的运动能够搞起来，当然有国家权力作後盾，但更值得研究的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参与愿望与实际参与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中所反映出来的参与心态，也就只说，只要有参与的机会，不论参与的後果如何，不论参与对於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是否有利，只要有一定的自我的表现就行。这样一种参与意识在当时乃至在今天都是很普遍的。参与应当是有利於个人尊严和个人权利的，为此参与者首先就必须对所参与的事情有充分的真实的了解。如果公众参与的运动出发点本来就是剥夺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话，即使参与者主观愿望是良好的，结果也会象大跃进时候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後果是严酷的。所以如何看待公民参与，如何动员公民参与，如何配合公民参与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这在政治上恐怕还有一些标准需要重视。这个标准说到底就是一个，就是公民权利的标准。这个标准问题甚至在知识分子中间也仍然没有解决：只要允许他有一定的参与，他就心满意足。例如钱端升先生，他在49年以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参与并引以为荣的，而不问参与的结果如何，最後连他自己也倒了霉，从而感到很多的困感。所以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跟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或多或少都有关系，需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反思。

    王：大跃进的发生有几个原因是不能忽视的。钢建刚才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主义。中共统治下国家权力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本来就非常微弱的个人权利意识泯灭殆尽，个人权利和个人尊严也因之泯灭殆尽。一方面共产党把对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心理煽动到了极端高昂的程度。大跃进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就是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英赶美，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是要压迫我们灭亡我们的。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象共产党这样把人民群众的“原子化”水平搞得那么高。每个人根本没有别的依托，而只是一个一个相互分离的“原子”，这样中央的号令就非常容易起作用。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就是过去人们把大跃进看成经济疯狂，把文革看成政治疯狂；这不正确，它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大跃进的问题首先是个人权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经济问题。

    大跃进能够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的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我看过钱学森的文章，钱说只要充分利用太阳能就能亩产万斤。”这是中国科学家的耻辱。一个科学家居然可以为伪科学来鼓吹，哪里还有什么科学精神？

    黄：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治道德的问题。从五八年大跃进的发生来看，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封建时代还有敢骂皇帝是昏君的，还有尸谏的，大跃进时没有一个部长或封疆大吏敢说话，就连彭德怀——他不过遮遮掩掩地“跪着”批评了大跃进几句，就在庐山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地检讨。道德观念丧失殆尽，人们信奉的是一种机会主义，这比国家主义更危险。封建士大夫还相信有个道，还总算有个东西在内心支撑着他。共产党的理论是无神论，什么终极的东西都不相信，什么都可以推翻，每一个人都按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在生存，没有一种终极的、道德的东西。（王：人们干坏事、干错事、干荒唐事的时候有的是糊涂，有的并不是糊涂，而是因为没有任何道德观念。）你看薄一波写的回忆录，他就说没办法，就得这样说。这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生存方式。他只知道效忠；因为他感到只有效忠才能生存下去，才能保住乌纱帽。（王：河南吴芝圃搞的那个密植，还有王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