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伏的色域、用黑线区分色彩等特点。其中大部分是日本画法。根本就谈不上虔诚的高更感到，一个崭新的天地呈现在他面前。后来，高更将贝尔纳的艺术形式发展到最高峰，并且在这方面比他更具有权威性。贝尔纳意识到这一点后，逐渐变得忧郁而消沉。如果不是他，高更很可能仍被quot;真正的世界quot;里那刻板的局面所束缚。参见《诺阿·诺阿》，第96页。

    高更说：quot;在我的一生中，有些谋求与我作伴和切磋机会的人都发了疯，无疑是无巧不成书。quot;固然，他的话带有故作铁石心肠的夸张成分，然而，你的确能从中感到他魔鬼般的意志，海盗式的心理承受能力。高更是优雅的海盗，是深得文明精髓和好处后从文明的中心地带叛离出去的异化分子。青少年时代便游弋大洋大洲，28岁时便着手以1.5万法郎的巨资购入印象派画作，包括后来叛离欧洲文明中心地带而到海岛过起quot;原始quot;生活，其实质也是欧洲文明的精髓所致。有人正是出于类似的思路，将高更称作本质上的欧洲文明中心主义者，并将他与征服者哥伦布并列起来。高更自己深知这一点，自称quot;我想要的都得到了！quot; 参见《本文人类学》，第1讲，quot;建构他者：哥伦布与高更quot;。又见外文出版社与光复书局：《高更》，1997年，第81页。

    如果说高更是优雅的海盗，文森特则是粗朴的农夫。至少就其初恋失败而导致人生转折而言，他是因为特异的禀赋和偏执的个性而被生活流放出去。他真正像是一位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农夫，真诚而痛苦地渴望着生活，加之宗教的天性和薰陶，逐渐开始自觉地思考和批判欧洲文明的弊端。正如前面说过，他所向往的，是被终极关怀所点燃的人性，是充满博大阳光因而生机勃勃的麦田。

    从受难的角度讲，文森特的受难更具有宗教性质。他的受难多半是出于自身原因，常常是强烈内心投射所致。如他的几次失恋，以及悲壮的博里纳日之行。而高更的受难则是典型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的受难，多半出于他海盗般的、quot;野蛮人quot;般的内在欲望。关于这一点，文森特曾经作出过极好的概括。他在致提奥的信中透彻地指出：

    从体力上讲，他［高更］比我们都强壮，激情也因此比我们更强烈。他的妻子、儿女都在丹麦，他却希望到世界的终极——马提尼克岛，因此欲望和与之对立的需求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一定是非常可怕的。 转引自《诺阿·诺阿》，第99页。

    文森特与高更的本质区别在艺术中也同样激烈地表现出来。的确，对于文森特和高更两人来说，绘画就是生命。然而，这生命的本质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就艺术史而言，高更的功绩在于抽象和装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最反感谁在艺术中说教或寻找终极关怀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成为日后象征主义、风格主义以及各种原始主义的先驱）。绘画的生命，对于高更而言，就好像那原始太阳（而不是象征意义的quot;太阳quot;）的生命。那是炽热然而冷酷的生命，是quot;既好又坏的生命quot;。

    与之相反，如果说文森特没有用艺术说教，他也是在用艺术寻找意义。他用艺术寻找自己的太阳，那不是高更式的quot;炽热而冷酷quot;、quot;既好又坏quot;的太阳，而是美好人性和麦田的太阳，是终极关怀的太阳，是给人温暖、给人教化、给人希望的太阳，质言之，那是圣经的太阳。两人在艺术意义上的差异，也通过各自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以抽象和装饰为目的的高更，其构图方式趋向平面化，不追求投视感和景深感，不追求空间感，认可画面的自然局限。与之相应，其色彩色调追求单纯化，感觉化，用他的话说，要表现树的绿色，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