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记“毫社（松羊阶蒲社）灾” 在哀公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姑据牺鉴外纪》），…·，·是社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是社，有两事尤关重要。哀七年，“以胡子益来，献于是社。”……、郑于般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用部子于次难之社，欲以属东夷”一样，周人馆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是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普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

    傅先生此论，我认为是最有见地的论断。

    从周初到春秋时代，都是殷文化与周文化对峙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代。最初是殷民族仇视那新平定殷朝的西来民族，所以有武庚的事件，在那事件之中，东部的薄姑与商奄都加入合作。《汉书·地理志》说：

    齐地，……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以史记·周本细也说： “东代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书序》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但皆无灭蒲姑以封太公的事。）

    《史记》的《周本纪》与《齐太公世家》都说太公封于齐是武王时的事，《汉书》 明白的抛弃那种旧说， 另说太公封齐是在成王时四国乱平之后。

    现在看来，《汉书》所说，似近于事实。不但太公封齐在四国乱后；伯禽封管也应该在周公东征四国之后。“四国”之说，向来不一致：《诗毛传》以管，蔡，商，奄为四国；孔颖达《左传正义》说杜注的“四国”为管，蔡，禄父（武庚），商奄。《尚书· 多方》开端即云：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日：“王若曰：欧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候尹民，……”

    此时武庚、管、蔡已灭，然而还用“四国”之名，可见管、蔡。武庚不在“四国” 之内。“四国”似是指东方的四个殷；B部，其一为殷本部，其二为商奄（奄有大义，“商奄”犹言“大商”，犹如说“大罗马”“大希腊”），其三为薄姑，其四不能确定，也许即是“徐万”。此皆殷文化所被之地。薄姑灭，始有齐国；商奄灭，始有鲁国。而殷本部分为二：其一为宋，承殷之后，为殷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其一为卫，封给康叔，是新朝用来监视那残存的宋国的。此外周公还在洛建立了一个成周重镇。

    我们现在读《大浩民多土》《多方风康法凤酒洁》《费誓》等篇，我们不能不感觉到当时的最大问题是镇抚殷民的问题。在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中，这个问题要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书序》百篇之中，有《将蒲姑》，又有《亮姑》）。其问题之严重，可以想见，看现在的零碎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倒殷之后，还立武庚，又承认东部之段旧国。第二步是武庚四国叛乱之后，周室的领袖决心用武力东征，灭殷四国，建立了太公的齐国，周公的鲁国。同时又在殷虚建立了卫国，在洛建立了新洛邑。然而周室终不能不保留一个宋国，大概还是承认那个殷民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能不在周室宗亲（卫与鲁）（齐）的包围监视之下保存一个殷民族文化的故国。

    所以在周初几百年之间，东部中国的社会形势是～个周民族成了统治阶级，镇压着一个下层被征服被统治的殷民族。博斯年先生说“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引见上文）。这个论断可以适用于东土全部。这形势颇像后世东胡民族征服了中国，也颇像北欧的民族征服了罗马帝国。以文化论，那新起的周民族自然比不上那东方文化久远的殷民族，所以周室的领袖在那开国的时候也不能不尊重那殷商文化。《康浩》最能表示这个态度：

    王日，呜呼，封，汝念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