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席：

    关于《四十二章经风牟子理感论》及汉明感梦等问题，近二十年来，中东西学者迭有讨论，垣何敢置一词？前函因大着发见《真浩》与《四十二章经》之关系，不禁狂喜，又因其中有一二语似过信《四十二章经》，故略陈管见。今来示谓欲为此问题结一总账，甚盛甚盛。谨将前函未尽之意，再申明之。其有诸家已经论及者，恕不复及。

    后汉诏令奏议， 皆用“浮屠” ，不用“佛”，具如前函。《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天竺国一段，凡八用浮屠，亦未尝一用佛。其中两称“浮屠经”，亦不称 “佛经”。至陈寿始以佛图与佛参用（范书《陶谦传》采《三国·刘筹传》文，亦浮屠与佛参用）。至袁宏始纯用佛，并以佛释浮屠。至范蔚宗于汉诏议仍用原文，于自述则用佛。

    不独佛一名词如此。沙门之初译为桑门，鱼豢历举桑门之异译，日流问，疏闻（一本作疏问，当有误衍）晨门，亦不及沙门。是鱼豢所见之《浮屠经》，尚未有沙门之译也。今《四十一二章经》数言沙门，亦岂初译所应尔？

    根据以上史料，遂得有以下之标准：

    一、后汉至魏中叶，尚纯用浮屠。

    二、三国末至晋初，浮屠与怫参用。

    三、东晋至宋，则纯用怫。

    依此标准，遂有以下之断定：

    一、后汉有译经，可信。后汉有《四十二章经》译本，亦或可信。现存之《四十二章经》为汉译，则绝对不可信。

    二、襄楷所引为汉译佚经，可信。襄指所引为汉译之帼十二章经》，亦或可信。襄楷所引为即现存之《四十二章经》，则绝对不可信。

    依此断定，遂推论到《牟子理感论》，及现存汉译诸经，皆不能信为汉时所泽撰。

    大着说，我们检查现存的一切后汉三国的译经，从安世高到支谦没有一部经里不是称佛的，没有一部经里佛称为浮屠的。难道这些择经都不可信为后汉三国的译本吗？难道这些旧译本都已经过了后世佛教徒的改正吗？

    我今答复先生说，三国的译经除外，若现存汉译的经，没有一部不称佛，不称沙门，没有一部称浮屠，称桑门，就可以说是没有一部可信为汉译的。假定其中有真是汉译的，就可以说是都已经过后世佛徒的改窜，绝不是原来的译本了。

    大着又举出四证，证明佛之名词，在汉已成立。第一证即是现存之汉译请经，第二证即是《牟子理惑论》。依愚说，现存汉译诸经及《牟子》，均在被告之列。在其本身讼事未了以前，没有为人作证的资格。我今可答辩第三证：

    大着第三证引袁纪延千元年记西域事，有‘才传日”云云，据惠栋说，本传谓标观记·西域传》，标观记》即有佛道之称，则是后汉时已有佛道之称。惠氏此说，不审何据。据吾所考，本传殆指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因袁纪所引“本传日” 虽少，而引“本志日”甚多。所引“本志”之文，今皆见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略举如下：

    建武二年正月，日有蚀之，引本志，见司马恒行志》六。

    永初六年六月，河东水变色，赤如血，弓本志，见司马恒行志》三。

    延光三年十月，凤凰见新丰，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仁。

    阳嘉元年十月，望都狼食数十人，引本志，见司马狂行志》－。

    阳嘉二年八月，洛阳宣德亭地拆，引本志，见司马恒行志》四。

    建和三年四月，雨肉大如手，引本志，见司马狂行志江。

    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鸟见己氏，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二。

    永康元年八月，黄龙见巴郡，引本志，见司马《五行志任。

    光和四年，驴价与马齐，引本志，见司马狂行志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