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哲学、社会学、考古学，乃至法医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都令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些知识，似乎在人类学的镜头前增加了一个广角镜，他透过这个广角镜看到了更为广阔的科学画面。

    这种学习方法反映在他后来的工作中，便使他的目光能够冲破学科界限，在较多的领域里做出成绩。1962年，他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quot;猿人quot;，而焦距又对准着从古猿到quot;猿人quot;的转化阶段。这是人类进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类特点的形成时期，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科学内容和深刻的哲学道理。周国兴在这个领域内纵横驰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成果。

    1965年，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云南元谋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的牙齿化石，学术界围绕着它是不是直立人的牙齿以及会不会是中国最早的古人类代表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周国兴在参加了发掘元谋人化石产地并对人化石进行仔细研究以后得出结论：元谋人是最早的人，是直立人阶段的早期代表，其年代甚至可能超过100万年，而且不排除会用火的可能。现在，除了用火问题仍有争论外，他的基本观点全部得到了证实。当他撰写的《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再研究》的论文在1979年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发表以后，很快引起了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视，该文的主要结论被作为这年度考古学的新成就之一，收入了《中国历史学年鉴》与《中国百科年鉴》之中。

    本世纪30年代，美籍犹太科学家魏敦瑞在我国研究一具黑猩猩的头骨时，化石上面竟有两颗假门牙瞒过了这位古生物学家的眼睛。这一错误在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居然被周国兴指出来了。

    1976年，在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写作100周年的前夕，周国兴提出了有关的自然哲学论文达5篇之多，其中发表在《文史哲》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上的两篇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看来，人类学的领域，的确大有他的用武之地。可是，人类学并不是一根直挺挺的电线杆子，而却是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周国兴在这株树上摘取科研之果，必然要攀缘于各个枝桠之间。他先后发现的河南灵井细石器遗址和云南元谋盆地的细石器，填补了我国黄河以南和云南地区细石器研究的空白。然而，这一工作超出了体质人类学的范畴，有人便认为他偷摘了人家园地里的quot;禁果quot;。客气一点地说他quot;太杂quot;，不客气地则干脆说他的quot;手伸得太长quot;。对此，周国兴总是笑着回答：quot;杂和专正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科学工作者决不能只通过一个针眼去观察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quot;他佩服达尔文的广博和深邃，并时刻将他作为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榜样。事实上，达尔文作为科学史上的巨人，在科学方法论上给人们提供的启示，是一点儿也不比他的科研成果逊色的。他的生物进化论的伟大理论，正是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创立的。

    1971年，周国兴到浙江省博物馆筹办quot;劳动创造人quot;的展览，更加深了他的这种认识。那个展览，不仅概括了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而且也涉及了生命的产生和进化。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表达。如果知识面太窄，不能融会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势必无法完成这一展出任务。这时候，长期的知识积累帮了他的忙，quot;文化大革命quot;期间所收集的几百张马列主义关于人类学论述的卡片，更是为他提供了一条思想的主线。展览办得深入浅出，在观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展览的成功，使周国兴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