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例而论，这样并列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只要人们不拿下面这样的推论来折磨我们，说什么由此可见哲学只是从外面输入希腊的，而不是在希腊本土自然生长的，甚至说什么哲学是外在于希腊人本性的，只能给希腊人带来祸害云云，那么我们尚可忍受上述的一般想法。

    假如认定希腊人只有一种本土生成的文化，这真是愚不可及的。毋宁说，他们汲取了其他民族的一切活着的文化。而他们之所以走得如此远，正是因为他们善于始乎其他民族之所止。他们精通学习之道。我们正应当象他们那样，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博学，向我们的邻居学习，把一切学到的东西用作支撑，借助它们更上一层楼，比邻居攀登得更高。

    追寻哲学的开端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无论何处，开端都是粗糙、原始、空洞、丑陋的。无论什么事物，都只有较高的阶段才是可观的。谁要是因为埃及哲学和波斯哲学也许“更本原”，肯定更古老，便宁愿去研究这些哲学而不是希腊哲学，他就恰好和某些人一样鲁莽不智，那些人对如此美好深刻的希腊神话不放心，除非有一天他们能把希腊神话追溯到它的最开端，即诸如太阳、闪电、暴雨、雾气之类的物理细节。那些人又自以为我们那些亚利安人对独一的天穹的信仰要比希腊多神教更加纯粹。无论何处，通往开端之路必通往野蛮。

    谁若和希腊人打交道，他就应该时时牢记，不受约束的求知欲较诸对知识的仇恨同样会导人入于野蛮。而希腊人则由于对生命中所有各种价值抱有一种理想上的需要与关切，这就约束了他们的原本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他们想立即经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希腊人在从事哲学时也是作为有文化的人，为着文化的目的，他们能摆脱任何夜郎自大的心理，不是去重新创造哲学和科学的元素，而是立刻致力于充实、提高、扬弃、净化这些引进的元素，他们因此而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和一个更纯粹的范围内成了创造者。也就是说，他们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头脑”，而后来的一切世代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实质性的创造了。

    1．3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必然性

    面对古希腊大师泰勒斯（tus）、巴门尼德（Parmenides）、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苏格拉底（Socrates）这样一个惊人理想化的哲学群体，每个民族都会自惭形秽。所有这些人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巨石凿出的群象。在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性格中贯穿着严格的必然性。他们没有任何常规可循，因为当时哲学和学术都不成其为专业。他们都处在卓绝的孤独中，当时就只有他们仅仅为了认知而生活。他们都拥有古代人那种独具德性的力量，借此他们胜过一切后人，这种力量推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形式，并通过变形进一步塑造使之达至为微妙且至具可能性。他们遇不到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共同构成了叔本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Schopenhauer）所称的，与所谓“学者共和国”相对立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越过岁月的鸿沟向另一个巨人发出呼唤，不理睬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嚣，延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关于这场崇高的精神对话，我准备讲一点我们现代的重听症也许能够从中听懂的东西，其数量当然微乎其微。在我看来，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这些古代哲人在这场对话中已经触及了我们要考察的构成典型希腊精神的一切东西，尽管是在最概括的形式中触及的。在他们的对话中，就象在他们的个性中一样，他们也表现了希腊创造力的伟大特征，而整部希腊史乃是这些特征的朦胧印迹，是它们的含糊不清的摹本。如果我们正确地解释希腊民族的全部生活，我们最终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