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同一个形象的反映，这就是希腊民族的最高天才身上闪射着的异彩。希腊土地上最早的哲学经验，即对“七哲人”的赞许，已经给希腊人的形象构画了令人难忘的清晰轮廓。其他民族出圣徒，希腊出哲人。

    有人说得对，要给一个民族定性，与其看它有些什么伟大人物，不如看它是以什么方式认定和推尊这些伟大人物的。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哲学家是处在最敌对环境中的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他们不是隐伏潜行，就得起而抗争。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他们出现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被世俗化的巨大危险和诱惑所包围，仿佛迈着庄重的步伐走出特罗弗纽斯洞穴，进入希腊殖民地的繁荣、贪婪、奢华和纵欲之中。我们或许忖测，当是时他们是作为警告者来临的，他们所怀抱的，正是悲剧在当时为之诞生的那同一个目的，也是俄耳浦斯秘仪在其祭礼的怪诞象形文字中所暗示的那同一个目的。这些哲学家对于生命和存在所作的判断，其内涵要比任何一个现代所作的判断多得多，因为他们面对着一种完满的生命，他们不象我们这样，思想家的情感被追求生命的自由、美、伟大的愿望与求索真理（它只问：生命究竟有何价值？）的冲动二者之间的分裂弄得迷离失措。

    对于哲学家在一种风格统一的真切的文化内所要完成的任务，由于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文化，因而从我们的处境和经验出发是无法猜度的。只有一种象希腊文化那样的文化，才能回答这个哲学家任务的问题，只有它才能象我说过的那样为哲学辩护，因为只有它才懂得并且能够证明，哲学家为何和如何不是一个偶然的、随意的、萍踪无定的漫游者。有一种铁的必然性把哲学家维系在真正的文化上。

    然而，倘若这种文化不是现成的，那又如何呢？那么哲学家就是一颗吉凶未卜、令人惊恐的彗星。在幸运的情形下，他也许能象太阳系的一颗明星发光。只有在希腊人那里，他才不是彗星；所以——希腊人能够为哲学家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