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服登山，举行隆重的开园仪式，然后才能采制贡品。如李吉甫于唐宪宗元和八年８１３撰写的《元和县郡图志》记载了采制“蒙顶茶”今称之为“蒙顶黄芽”的情景：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每年于清明节前，名山县令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请山上寺院的和尚主持开园仪式，在焚香拜山后，在“皇茶园”中采茶叶三百六十片合夏历全年之天数，炒制成茶，存入两个银瓶，贡送京都，供帝王祭祖之用；同时，在蒙山上清峰、甘露峰、玉女峰、井泉峰、菱角峰摘“凡种”茶叶，揉成茶团名“颗子茶”，贮于十八只银瓶内，陪贡入京，称作“陪茶”。此种礼仪从唐一直延续到清末。

    唐代诗歌作品中有不少描绘采制贡茶的情景，如白居易、杜牧、李郢、卢仝、袁高等，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对当时采制贡茶的情景及给贡茶产地茶农造成的沉重负担，从不同侧面作了生动描绘和深刻的揭露。因为一些诗人当时就是奉诏修茶的地方长官，他们的作品是由衷而发，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如白居易于唐敬宗宝历二年８２６在苏州刺史任内所作《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因寄此诗》有云：“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且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此诗从侧面描绘了在太湖之滨西岸的顾渚山与唐贡山采制春季贡茶的情景。据载，顾渚紫笋从唐代宗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７６３—７６４列入贡品，与唐贡山成为地界毗连的两大贡茶区。

    分属于湖州与常州。在每年清明之前至谷雨之间，湖、常二州的地方长官奉诏进山修茶时，还要带上眷属、侍从、乐工、歌伎等人众，到茶山举行盛大的“茶山境会”。同时还要邀请临近州县的地方长官、乡宦名绅为宾客前来茶山助兴。在“境会”上要品茗斗茶，饮酒赋诗，且歌且舞，鼓乐喧天，以至在太湖之东因病中的苏州刺史白居易似乎都闻到了这茶山欢宴上的悠扬的乐曲之声。以己身不适未能应邀赴会而引为憾事呢。

    杜牧在唐宣宗大中四年８５０在湖州刺史任内奉诏修茶时，曾作《茶山》诗，有句云：“舞袖岚侵润，歌声谷答回。

    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这四句诗说明不仅同样带着大批人众，歌伎乐工，而且携带夫人公子、小姐登山游乐。但谁又知在歌舞欢宴的背后，茶民们为采制贡茶要付出多少艰辛和血汗呢？

    唐代诗人卢仝在其着名的《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说，他的好友孟简在常州刺史任内奉命修茶，一次就派兵士给他送来三百片珍贵的阳羡贡茶，卢仝在诗中生动地写了品饮“七碗”之后，以辛辣的笔触写道：“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从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这些诗句，正切中唐代贡茶的时弊，表现了诗人对身悬“巅崖受辛苦”的广大茶工的深切同情，对唐皇室和高高在上只知贡茶鲜美而不了解民间疾苦的达官显贵，作了辛辣的讽喻。

    时任湖州刺史幕府给事的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写道：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旗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茶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茶成拜表奏天子，万人争噉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夜半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李郢这首《茶山贡焙歌》全诗及注释详见本书第七章《今古茶诗上》二十《唐李郢二首》注较详尽地记述了他陪同湖州刺史进茶山督办贡茶时的所见所闻。诗人对采制贡茶付出辛勤劳动和血汗的广大茶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诗人希望身居九重的天子和锦衣玉食的皇亲国戚们，在品饮珍贵的贡茶时能体量茶民的艰辛与贫苦，减轻他们的负担。诗人还以浓重的笔触写了一位十分同情黎民疾苦的清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