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在《创造的足迹》（Miller，新版，1861）中，否定了这一新近出现的异端观点。人类的地位显然是真正的障碍。甚至米勒也宣称，他可能会接受上帝通过法则而不是奇迹起作用的观点，前提是这种观点并非一定导致将人与动物联系起来。人类一定是独特的造物，任何旨在颠覆人类特殊地位的理论自然是真正宗教的敌人。

    《自然创造史的痕迹》的第一版很容易受到攻讦，因为书中存在明显的科学错误，而且过于简单，但是对于进化论的历史来说，反对这部书的科学论点所依据的严肃观点却有着重要的意义。钱伯斯为了创立他的连续发展图景，极大地歪曲了19世纪40年代所知的化石记录。反对他人指出，表现出的生命进步是不连续的，给人的印象是新的动物纲是在某一特定时刻突然出现的。并不存在新纲中最初成员从略低等纲进化所经历的中间阶段的迹象。组织层次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突然跳跃，至少有一些特殊的创造力在起作用。史学家有时将这种观点视为宗教狂妄的产物，好象一旦生命史的基本脉络清楚了，每个人都显然应该知道整个进步中间的空缺是由于地质记录不完备。但是，这样看待当时的情况是过于简单化了（Boon，1970b）。后来成为达尔文主要支持者的t·h·赫胥黎针对《自然创造史的痕迹》后来的一个版本写了一篇批评性的评论（huxley，1854），他反对了模糊的“创造法则”的观点，但是也指出了化石记录中存在的困难。化石记录确实不连续，这并不是自然神学家想象的产物。

    到了19世纪50年代，随着新的化石的发现，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部分是由于化石证据的结果，虽然还没有人公开提出转变的观点，但是创世可能是连续过程的观点得到了普及。我们已经提到，到了1849年，理查德·欧文写下了发展法则连续起作用的观点。牛津大学的几何学教授、著名的科学与宗教评论家巴登·鲍威尔嘲笑了奇妙特创的思想，并且倡导按照法则的发展观点是对造物主力量的最好说明（Poemkin，1959）。然而人们仍然不接受人类也是进化的，但是这时公众已经广泛地知道了发展受类似法则的东西控制，而且科学界也越来越接受这种观点。

    然而，这时在生命史中已经认出了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变化。钱伯斯根据平行律，基于过时的线性发展模式，率先提出了转变的思想，但是古生物学家开始发现，新的发现并不符合线性模式。可能要去发现其他新的法则才能描述这时在化石记录中所观察到的复杂趋势。我们已经论述过，欧文采纳了冯·贝尔的特化概念作为生命史的模型。在德国，著名古生物学家h·G·布劳恩也提出过类似的解释（Bronn，1858；英文节译本，1859）。根据这种新的思路，生命的发展是一个分支化的过程，每条线系都经过了特化，以适应环境。因此没有哪个现代类型可以被当作整个过程的目的，看不出特创计划是一个和谐的图景。

    人们也许会轻易地将这些发展看成是为达尔文主义铺垫了道路。从某一点上说，他们的所为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但是我们务必不要认为达尔文主义“唾手可得”，会在19世纪50年代的普通科学活动中露出头脚。这时还没有哪个著名的人物愿意承认逐渐发展的可能性，更不用说是经过某种形式的转变，转变的思想超越了过去的系列特创的思想。许多学识渊博的博物学家已经认识到，发展的图景是复杂和分支状的，而且没有固定的目的。而多数人则持有着共同的信念，认为特创法则揭示出造物主的目的。特创法则的模糊观点非常适合人们持续接受的来自设计的论点，没有人担心特创法则的观点未能详细说明生命是如何进化的。这正是达尔文所攻击的态度。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试图利用日常自然法则的盲目作用来解释适应过程。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