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机制抛弃了宇宙发展的最终产物是某种拟人化力量控制的结果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著作的出版在科学界和一般公众当中引起轰动的原因。这部书提出了一种全新水平的唯物主义，动摇了自然神学的大厦，这座大厦曾经受过敲击，但是从未受过严重的轰击。

    现在我们转而研究达尔文对这个问题的不同以往的新的研究途径。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应该自问，是否我们这种安排人为地强调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发现所起的作用（Bowler，1988）。许多情况下，人们是从钱伯斯已经普及了的发展世界观的角度来解释的。无论这种发展模型是线性的还是分支状的，许多博物学家仍然认为，具有目的性的个体生物的发展，对于理解地球上生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类比。正如我们在讨论后达尔文时期争论时将要看到的那样（第七—九章），即使在达尔文使科学界转而接受转变论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思想依然存在。因此有可能认为，达尔文理论的出版激发了而不是纠正了非达尔文主义的发展思想。他的激进的见解预先提出了现代进化论者所使用的一些概念，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他的这些见解被普遍偏爱目的论发展模型的人所淹没。

    促使许多科学家相信进化论，因为该书打破了防碍发展观进一步细化的障碍所造成的僵局。在达尔文之前努力建立的逐渐发展理论或受法则控制的发展理论都逃避了一个物种怎么能够突然地转变成另一个物种这一关键的问题。保守的思想家支持“依照法则的特创”这种模糊不清的思想，而像赫胥黎这样的激进人士则认为根据能够接受的自然转变理论——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的理论，看不出未来的迹象。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倡导拉马克主义，以支持他的社会进化论，但是重要的是，他并不能使生物学家对社会进化论感兴趣。如果要使科学家在自然发展的哲学上取得共识，就需要创造一些新的思想。达尔文的理论就是这种新创造的思想，从而使得赫胥黎等激进分子也承认自然进化完全是可能的——即使他们并不能完全真正接受达尔文整个的唯物主义观点。

    因此有可能将“达尔文主义革命”重新解释成主要是在浓厚的非达尔文主义概念传统中使人们转而信奉进化论。在我们试图分析选择学说的起源时，我们很容易忽视达尔文之前与之后进步论的延续。按照19世纪后期许多否定自然选择的博物学家的看法，“现代”的达尔文思想只不过是令人不快的启迪，促使他们接受发展的进化模型，以便保持自然是经过设计要实现一个有意义的目的的传统观点。达尔文远未使人们相信唯物论的世界观，他只不过促使人们普遍接受了钱伯斯、斯宾塞及其他达尔文之前的思想家率先提出的发展的世界观。只是到了孟德尔的遗传学摧毁了这种发展模型之后，达尔文理论中基本成分才获得广泛接受，达尔文曾经试图击毁这种发展模型，但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