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调整所要求的功利函数的参数来改变必要的积累，这也是可能的。我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遗憾的是，我只能表示这样的看法，即这些手段仅仅减轻了错误原则的后果。这一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把功利标准与平等原则结合起来的体制观所具有的情况（见第7节）。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单独采用两个原则中的一个，结果证明都是不能接受的，那么，得到适当重视的平等标准就可用来修正功利标准。这样，以此类推，在提出了适当的储蓄率就是始终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功利的储蓄率（即达到某种最大的积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后代福利不那么得到重视的情况下得到一种似乎比较合理的结果；而减少对后代福利的重视的最合适的程度，可能取决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生产率等等。我们正在做的是调整某些参数，以便得出一个更符合我们的直觉判断的结论。我们可能会发现，为了实现两代人之间的正义，对功利原则作这些修正是必要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时间偏好也许是一种较好的办法；但我认为，采用这种办法表明了我们是从一种错误的观点出发的。这里的情况和前面提到的体制观是不同的。时间偏好和平等原则不同，它没有任何内在的伦理上的吸引力。采用时间偏好不过是减轻功利标准的后果的一种纯属特殊的手段而已。

    正义的储蓄问题可以用来进一步说明正义的优先问题。契约论的一个特点是：它对可以要求某一代人为后代人的福利储蓄多少规定了上限。正义的储蓄原则成了对积累率的一种限制。每一个时代都要尽它应尽的力量，以便实现为正义的体制和自由权的公平价值所必需的条件；但不能提出比这更多的要求。也许有人会表示异议说，尤其是在利益量很大并意味着长期发展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更高的储蓄率。有人甚至会认为，如果继之而来的经济和利益相当大，则违反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的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可能证明是合理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可以指出一些例子，来证明我们为了后代的福利似乎承认了这种不平等和积累率。例如，凯恩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种巨大的资本积累，在一个财富平均分配的社会里是决不可能发生的。他说，十九世纪的社会安排把更多的收入交给那些极少有可能用完这些收入的人去掌握。新富人生来不是为了大量消费，他们所喜欢的不是直接消费的享受，而是投资所产生的权力。正是财富分配的这种不平等使迅速积累资本和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提高每个人的一般生活水平成为可能。在凯恩斯看来，正是这一点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主要的辩护理由。如果富人把他们的新财富花在自己身上，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种制度是不可容忍的而予以抛弃。当然，还有比凯恩斯所描述的更有效、更正义的方法来提高福利和文化水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包括与贵族阶级的纵欲相对而言的资本家阶级的节俭，社会通过给予富人以多于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正当花费的财富，才能获得投资资金。但这里最根本的一点是：凯恩斯的理由无论其前提是否正确，都可以使它转而完全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服务。虽然工人阶级的状况似乎艰难，但凯恩斯大概会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有许多明显的不正义之处，但要消除这种不正义，使地位较不利的人的状况得到改善，这并不是真能做到的。在其他安排下，劳动者的地位甚至可能会更糟。我们无需考虑这些论点是否正确。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与人们可能会认为的相反，凯恩斯并不是说，为了后代的较大福利，穷人的苦难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是与正义优先于功利是一致的，也是与更大的利益总量相一致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在储蓄问题上违反正义的限制，就都必须指出这样的情况：不违反这种限制，结果就可能会使那些遭受不正义的人遭受更大的损害。这种情况类似于业已在自由权优先题目下所讨论的情况（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