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他询问他们的兴趣，倾听他们的想法，坦率地谈论自己的看法，而且最令人惊奇的是，他能平等地对待他们。他邀请学生和博士后到自己的家里听唱片，吃早点，在感恩节共进晚餐。有时，他们还替鲍林看孩子。他率领他们到沙漠去野营。鲍林的风格随意奔放——西部风格——与别的总是以先生或教授称呼的化学系大异其趣。在加州理工学院，在鲍林的轨道上，真实、创新、领先的化学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感到充满了乐趣。

    系主任一职在鲍林身上也产生了一种中和的作用。爱娃有了鲍林新的工资作后盾，更加刻意地将他打扮得符合他的新职务。她为鲍林买了更加昂贵的西服，把他打扮成加州理工学院的时装模特儿。鲍林在讲课的时候也不再斜依在讲台上。与路易斯在一起时，两人也更加班配，令路易斯欣喜万分。

    鲍林浑身是劲。在36岁的时候，他在自己选择的领域中成名，领导着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化学实验室。他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这一切。他非常高兴。

    这种情绪洋溢在他的脸上，渗透在他走路的姿势里。从他的一位助手埃迪·休斯在30年代末拍摄的家庭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鲍林和朋友们在威尔逊山上，低着头，两手背在身后，陷入沉思，也许在思考着一个化学难题。但是没有紧张的感觉；他自在地溜哒着，四肢放松，怡然自得。一般的科学家总是一本正经的，即使在最放松的时候，也让人觉得有些滑稽。然而只要相机一转向鲍林的方向，他马上会咧开嘴，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活像一个钓到大鱼的中学生。这笑容已成为鲍林的“商标”。

    科里

    在等待系主任职位的一年中，鲍林没有停止旅行、演讲、教学，他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学术论文，几乎每三到四个星期就有一篇：对于血红蛋白更进一步的磁性研究，对于有机和无机分子结构的更广泛的涉足，关于染料色彩的新理论，还有对金属结构的新认识。他与布莱特·威尔逊合着的量子力学教科书出版了。他还计划写一本关于自己的共振理论在有机化学上应用的书，并且与自己以前的一位学生韦兰德已经完成了几个章节，但是在其他琐事的压力之下，这本书最终没有能够完成。

    然而，他的首要目标是解决蛋白质的结构问题。他开始在几个层次上同时着手。阿斯特伯里在1937年5月访问了帕萨迪纳。他同鲍林进行了探讨，并给他看了角蛋白一些最新的Ｘ射线照片。两人在蛋白质是一条长链这点上意见一致，然而对深层结构产生了分歧。鲍林说：“我当然了解利兹的阿斯特伯里有关角蛋白结构的文章——毛发、兽角、指甲等等。但是我知道阿斯特伯里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通过简单分子的研究获得的键长、键角和氢键结构的知识足以让我们推翻他的观点。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同伯纳尔和其他的英国蛋白质Ｘ射线晶体学家一样，阿斯特伯里试图直接通过复杂的Ｘ射线衍射来解决蛋白质结构的问题。鲍林仍然喜欢他在研究硅酸盐矿物时十分奏效的随机法：尽量获取有关物质大小和形状的数据，推断将其结合在一起的化学键形态，运用以上信息制作精密的模型，然后检验这一模型是否符合Ｘ射线数据。

    他决定对角蛋白也采用这一方法。角蛋白是由氨基酸构成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些相当复杂的分子，没有像样的Ｘ射线结构分析。鲍林认为，即使没有理想的结构数据，他对于相关分子的认识也足以让他推测出氨基酸是如何互相联结在一起构成阿斯特伯里的阿尔法角蛋白的。鲍林的假设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基于他从前的一种观点，即肽键具有相当程度的双键特性，这样就限制了其两侧原子的转动，使它们处在同一个平面上。这一认识，加上对氨基酸大小的基本概念和对氢键重要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