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构成了鲍林研究的起点。

    1937夏天，鲍林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他尝试了一种又一种氨基酸链的排列方式，以符合阿斯特伯里的Ｘ射线数据，并包含尽可能多的氢键。他试图建立一种互相纠结在一起的平面带状结构，就像阿斯特伯里提出的那样；但是不管他怎样排列，都无法满足x射线的数据。他试图将结构设想成是三维的；但还是不行。主要的问题是，阿斯特伯里的数据显示在氨基酸链上，每隔5.1埃（一埃等于一千万分之一毫米）将会出现一个重复的构造。鲍林的模型无一能满足这一条件。

    到了9月份，鲍林放弃了努力。也许他对于氨基酸构造的设想是错误的。也许他从别的分子结构中借用的键长和键角不适用于蛋白质。也许肽键不是平面的，而可以扭曲。也许他对于氢键的认识是错误的。

    只有通过精确地确定单个氨基酸的结构并确认它们互相联结的方式才可能回答这些疑问。鲍林已经让一个研究生加斯·埃尔布莱希特培养供分析用的氨基酸晶体。但是仅靠一个研究生的才能是远远不够的：氨基酸比用Ｘ射线分析过的任何有机分子都大得多，复杂得多——甚至连甘氨酸，最简单的氨基酸，也含有排列复杂的十个原子——而且成功需要远见、技巧以及多年的辛勤劳动。他上哪里去寻找这样一位既有技巧又有毅力的人呢？

    命运将身材瘦削、其貌不扬的罗伯特·科里带到了鲍林身边。科里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精通蛋白质晶体衍射的科学家之一。1924年他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接着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协助拉尔夫·威科夫用Ｘ射线来分析从豪猪刺到结晶血红蛋白的形形色色的蛋白质。当威科夫的实验室由于机构调整被取消后，科里拿到了一年的工资、从威科夫那里要来的所有仪器和一封推荐信。1937年4月，鲍林收到科里的一封信，询问能否自带仪器和薪水到帕萨迪纳来工作一年。鲍林当然不会反对，但是告诫科里说，很有可能没有足够的经费永久性地雇佣他。

    当鲍林遇见科里时，他可能有些迟疑。科里看上去不止40岁，身材瘦长，头发稀疏，留着一撮胡髭。他小时候患过严重的小儿麻痹症，没能很好地恢复；他的腿瘸得厉害，要靠拐杖才能走路。他性格腼腆，超过了鲍林喜欢的程度——鲍林后来说他是“一个没有脾气的好人”——但在交谈了一会儿之后，鲍林就发现科里对Ｘ射线晶体学了如指掌。科里还有另外一些特殊的品质：他含而不露，实际知道的比他说出来的要多得多。他告诉鲍林，他已经开始对甘氨酸结构作第一步研究。鲍林后来回忆道：“他和我共同决定，他将研究确定某些氨基酸晶体和简单的缩氨酸的结构。”接着他更正了自己的说法。“说是他和我共同作出这一决定并不正确。很有可能他早已下定了决心，只不过他巧妙地让我同意了他的观点，让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后来我了解到他精于此道。”

    两人从此将开始一段长期卓有成效的合作。

    绝对正确的帕萨迪纳研究

    科里来校后不久，鲍林就接受了康奈尔大学的邀请，以乔治·费希尔·贝克讲座主讲人的身份前往康奈尔大学作为期4个月的访问。这一身份具有崇高的声望，讲课人要对某一专题举行一系列讲座，并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作为贝克系列丛书中的一种出版。鲍林选择的题目是化学键的本质。他在9月底和爱娃一起来到了伊萨卡，将孩子们——12岁的小莱纳斯，6岁的彼得，5岁的琳达和3个月前刚刚出生的爱德华德·克莱林——托付给朋友们照管。他们住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泰鲁菜得楼。爱娃庆幸自己能够暂时摆脱一帮孩子的纠缠，这也是他俩十年前第一次去欧洲之后她和丈夫单独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鲍林夫妇尽情享受这段美好的时光，出席招待会和晚宴，还不时到纽约去听一场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