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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天降大任——3 改与不改就是不一样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日,就在安徽省太和县揭开税费改革序幕的第十六天,河北省综改办和正定县政府,联合在京召开了一次“公粮制改革试点研讨会”。

    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理论研究会。其规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中央政研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中国农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农业部以及国内贸易部的有关领导和著名专家,均应邀到会。

    研讨会上,大家都对河北省搞的这个公粮制改革试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毫无疑问,研讨会在中央和国家直属机关中产生的影响,远比它在理论研究上的收获更大。

    新的一年刚刚到来,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河北省公粮制改革的试点迅速由正定县的三个乡,扩大到全省二十六个县市的一百八十四个乡镇,其中正定、宁普、故城、新乐和沧县都是全县全面推开的。一时间,公粮制改革的滚滚热浪,在黄河北岸这一望无垠的阡陌之间奔突、沸腾;给我国这块重要的粮棉产区带来勃勃生机!

    令人遗憾的却是,发端于安徽的这场农村税费改革,这时候在安徽的本地,竟遭遇到了另外一种命运。安徽省省长傅锡寿,突然作出了要求太和县立即停止税费改革试点的决定。这一决定,来得十分突然,以致许多人闹不清究竟是省长的个人意见,还是有中央的什么背景。

    何开荫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甚至不敢相信。因为他一直在与杨文良保持着热线联系,河北省分明正搞得热火朝天,禁止这项试验显然不大像是中央的意思。

    但是,省长要求立即停止税制改革试点的决定,无疑又是有根有据的,不用说,还是当年涡阳县人大常委会所以决定终止新兴镇税费改革的那一些理由,即这种改革是非法的,因为现行的农业税制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尽管那个《条例》还是一九五八年颁布的,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种与今天格格不入的农业税制早已是弊端百出,可是当年的《条例》一天没被废除,它就一天有着法律的效力,这种税制就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

    我们在采访中无法得知傅省长突然作出这个决定的真正原因,但这一非常决定,对热心支持太和县改革的所有人,特别是正在改革中的太和人,都是一记当头棒喝!

    人们困惑,震惊,焦急,痛惜,却又无奈。

    不少人也在背后提出疑问:如果不敢于革故布新,锐意进取,农村还能有发展吗?或是说,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还会有希望吗?

    何开荫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据理力争。他把河南省委书记、省长,河北省委两任书记、省政府两任省长的有关批示的复印件,分送给了安徽省的党政主要领导。

    这时,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昭耀站出来说话了。

    王昭耀找到省委书记卢荣景,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说:“省政府批准太和县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文件,已签发下去,如果现在再下文否定,这不是打自己嘴巴吗?这样朝令夕改,省政府今后还怎么工作?何况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外省都在干嘛!”

    卢荣景当然知道太和的改革是在王昭耀的支持下搞起来的,他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傅锡寿要停下太和的改革,是在维护税法,也是从工作考虑的,不光是有道理,更是有着法律依据的。于是说道:“如果没有文下去,不搞也就不搞了,既然省政府已经下了文了,那就继续搞下去吧,秋后看看效果再说。”

    省委书记给省长和主管农业的副省长都留足了面子。话虽说得比较温和,但毕竟一锤定音,因此,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也就得以继续下来。

    到了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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