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因为屈原未曾分割。分割是现代人的发明。

    历史长河泥沙俱下，易感和发牢骚都有变式，例如朱熹批评扬雄模仿楚辞的作品是“无所疾病，强为呻吟”。无病呻吟，有意拍马，是汉赋的两大通病。屈原的光辉在汉代减弱了。他在汉赋作者们的扭曲的眺望中躺进了汉隶书籍，到唐宋又一跃而起……

    古代南方人杰的国家情结、民族情结胜于北方。项羽的衣锦还乡、宁死不肯过江东，是屈原之后的另一大个案。屈原为何投江？因为他是楚人。楚国近千年的历史培育了他的国家情结。这情结包含了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中原诸国长期战乱，分分合合，国家意识淡薄，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饭。孔子孟子韩非子，都是以诸国为国的。《楚辞》学者马茂元先生对此有专论。

    孔子的大视野，使他必须淡化他的鲁国情结。而国家趋于一统，国家意识的淡薄对儒学之意识形态究竟是行不通的，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是屈原。这倒不是说，屈原主动填这个缺。是汉唐宋的文人儒者把屈原“镶嵌”到历史的空缺中的。这里，又有孔子和屈原的互补空间。楚国放大为“中国”。

    屈原的爱祖国，同样是“历史性”的，感动中国两千多年，并且在他个人，毫不勉强。《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爱国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屈原年轻时的这首佳作，是爱祖国的诗篇中最朴素最动人的：因朴素而动人。她闪耀着爱国情愫的源头性的光辉。爱得如此之深，夺走他的爱，等于夺走他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爱国之情则没有《离骚》。祖国，楚王，荆楚大地的人神共存的生活世界，紧紧的交织着。屈原爱国在先爱君在后，爱国是前提、前因。这个“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楚怀王死了，屈原并未去投江。郢都被毁的那一年他才自沉于汩罗。

    理解屈原的自杀，这是一条有迹可寻的线索。

    屈原的语言艺术、行为艺术，缠绕着后世中国文人。

    美政理想主义者和君王、权贵的“结构性矛盾”，发端于屈原。整个封建时代，屈原的这个发端意义重大。

    也许他走了生命的极端，才使后来的继承者坚定地站立在生命的苦难中。司马迁、嵇康、杜甫、李煜、苏轼、李清照、曹雪芹……都是大苦大难而笑傲人生。

    1953年，屈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由屈原而起。这么大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单为屈子留下一个全民参与的节日，这不是偶然的。他投江后不久，往江中抛粽子的习俗就在荆楚大地上渐渐形成，老百姓的动机，单纯而又感人：别让鱼群碰他的躯体。粽子抛给鱼吃，他就安全了，一直沉睡在江底，或与汨罗江的波涛共存，汇入长江，滋润两岸辽阔的土地。每年的五月五日，粽子如雨点般落入江水中。后来，全中国相染成习，人们吃粽子怀念他，划龙船怀念他……

    端午节是民间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帝王钦定的。这也表明，千百年来，“小民”的心愿和力量，能汇集成无人能够阻挡的滚滚洪流。

    他忠君，却不是愚忠，他责备君王的句子比比皆是。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之身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小人结党营私，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是害怕殃及我自身吗？不，我是担心国将不国，君王的车驾，因党人引入歧途而倾覆！

    屈原在《离骚》中还写道：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