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了生命能和意念说之后，再来介绍任何其他突出的精神病治疗法方面的狂热迷信，必然会使人感到索然无味。不过，如果不谈谈波兰出生的艾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伯爵的“普通语义学”和罗马尼亚出生的精神病学者雅各布·莫内诺的“心理剧”，我们的考察就是不完整的。应该说，这两种活动都没有达到前两种迷信的荒谬程度。为此，必须把普通语义学和心理剧看作引起争论的两可的例子，它们可能有相当大的科学价值，也可能没有。

    科尔兹布斯基1879年生于华沙。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的波兰军队中任少校，受过重伤，后作为炮兵专家被派往美国。他留居美国，此后10年他依靠个人的财力写作和出版了800页的普通语义学的“圣经”——《科学与神志健全》。该书于1933年由这位伯爵的“国际非亚里士多德学派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书内容组织很差，繁琐冗长，从哲学上来说论点幼稚，从有才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那里剽窃来一些重要思想，反来复去，使人腻烦；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神经病学与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新词汇、混乱的观点、无聊的空话和含混可疑的推测。

    艾沦·里德写了两篇论述“语义学”一词的历史和各种不同涵义的学术论文。其中提到，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的原稿中并未使用这个词。但是，在该书出版前，有几位波兰哲学家采用了这个词，科尔兹布斯基遂从他们那里偷来了。

    绝大多数使用“语义学”一词的当代哲学家，把这个词仅用于研究词汇和其它符号的意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爵把这个词用得非常广泛，以致它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了。正如黑德指出，科尔兹布斯基把植物的向性，比如向上生长而不朝下生长，看作为一种“语义上的反作用”。他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中讨论一个婴儿为了得到第二次喂奶而呕吐问题时写道，“呕吐成了她支配‘现实’的语义上的方法。”伯爵的现代追随者往往把“语义”和“估价”等同起来，对“普通语义学”下的定义是“对人类估价过程的研究和改进”。

    科尔兹布斯基不厌其烦地要推翻“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思想习惯，尽管事实上他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结构，跟那位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方法毫不相干。实际上，这位伯爵对亚里士多德是相当尊敬的（他把自己的书题献给许多思想家，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但是他认为这位哲学家的推理被用词习惯严重地歪曲了。这种用词习惯与印欧语结构，特别是与带有强语调“是”的主一谓形式有密切的关系。①伯爵说，“‘是’，是毫无意义的”。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象他不断使用的“异种同质”这类概念，如不采取数学结构的特征，是无法定义的。

    伯爵猛烈抨击的另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习惯，是根据“双值逻辑”来思考问题，这种逻辑的陈述必然是非真即假。谁也不会否认，许多推理错误是由于在不能应用“非此即彼”的逻辑的情况下搬用这一逻辑，这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许多逻辑学家早就认识到的。但是伯爵的许多追随者却没有认识到，有一种情况，双值取向是无法避兔的。在一切已经发明出来的“多值逻辑”中，推论的方式仍然是非“正确”即“错误”。举一个简单的例于，我们不妨假定一个人有一支自动铅笔，这种铅笔只有红、蓝、绿3种颜色。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的铅笔既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绿色的，那么我们的结论是红色的。这是三值②体系中的一种“正确”的推论。如果推论铅笔是蓝色的便是“错误”的，因为这和前提之一相抵触。还没有人成功地创造出一种逻辑，可以省却非此即彼的双值取向，当然也可以给两分法以其他的名称。没有理由对此感到不快，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看出，普通语义学对双值逻辑的大量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