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脚踩熄了只抽了一半的烟卷，回到了房子里。

    第二天早上我在排队采购的时候又看到了他，只是这回他穿着军装，我认得他的车，所以多看了一眼，他对我点了点头，我默默回身，不加理睬。

    比遇见德国人更糟的是，我的自行车丢了，我只得走路回家，脚上起了很多血泡。

    “方法好用吗？”老怀特斯建议我用冷水冲一冲脚。

    “脚还是很疼。”我赌气地说，“反正以后得习惯走路了。”德国人到来后，收入仅仅能维持生活，我们负担不起一辆新自行车。

    我赤着小腿和脚，往上面浇着冷水，试图让自己舒服些，厨房外的窗口有动静，我循声望去，我最不想见到的人就在外面——我连忙放下了裙子，跑回客厅。

    他将军帽拎在手里，又把手背在身后，仿佛这样能让我们好受一些。

    “晚上好。”他温和地说，“今天的天气很冷，在德国也一样。”

    一片沉默，只有他一个人在说，我不喜欢这样，所以我的手头总要做点别的事，来表现我没有在听，老怀特斯也是一样，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德国人的抵触。

    “…我非常尊重那些热爱自己祖国的人。”

    又是立正的声音，他的军靴踏在木板上。

    我烦躁地放下了手中的书。

    “很久没听你弹钢琴了。”

    “你想听什么，巴赫、莫扎特、还是贝多芬？”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德国人。

    我的情绪更坏了。

    “不光德国有作曲家。”

    “有他在我就不弹。”

    我决不会让德国人享受我的琴声。

    （叁）

    我一个人坐在路边，脚实在太疼了，从前有自行车代步时还好，现在简直像从我脚上割肉。

    罗伊斯的车从我面前经过。

    他停下了。

    该死的他停下了。

    “小姐，能请你上我的车吗？”

    我当作没听见，拎起我的篮子大步向前走，好疼，钻心的疼，但我不能让德国人在我面前占上风，他的礼貌、他的车，包括他的人，不过是侵略者的糖衣炮弹，只有软弱的人才会上当。

    他的车一直跟着我，我感觉到他在看着我，哪怕我根本不会多分给他一个眼神，当他意识到我宁可强撑着也不会认输的时候，终于命令司机驶离了我。

    当他的车走远后，我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真的好疼。

    回到家，老怀特斯正端着今天的报纸——两名德国军官被爱国青年打死，为此德国人处死反抗军的俘虏九十九人

    今天马尔科·罗伊斯迟到了。

    “也许他是那两人中的一个。”我满怀恶意地说，紧接着他推开了门，我不小心被针尖戳了一下手指。

    绝不是我在为背地里诅咒人而心虚。

    这次他没有向往常一样对我们打招呼，而是径直上了楼。

    难道他听到了我的话？

    还是因为上午我拒绝了他的车？

    几分钟后，他换了一身常服走下了楼，如往常一样的打招呼开始，“晚上好…请原谅我，我的房间非常冷，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过来烤烤火，暖和一下。”

    他走到壁炉边，把手指靠近柴火，指尖因为寒冷而泛起淡青，“很暖和，像在我家里一样，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很怕冷。”

    他如往常一样谈了几句他的生活，比如家乡多特蒙德的冬天有多寒冷，他少年时代和其他孩子一起踢过的足球，他喜欢的音乐，诸如此类的琐事，他总是一个人在说，因为无人回应，“…有些人参军是完全自愿的，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家族传统…我们没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