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他不光接连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又不断受到江青的排挤。在陈伯达晚年，曾对他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尖锐矛盾，作了回忆。陈伯达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独裁”：“中央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

    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是学习，是到一些学校、工厂或一些居民地点，看看谈谈。根据毛主席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知道哪里有打砸抢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时带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来，为的是要告诉小组的人知道有这些事，江青便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开，搞这些干什么。”

    我的最大罪恶，首先是极端狂妄地提所谓路线问题。这是永远无法宽恕的。同时，我又胡乱随便接见一些人，乱说瞎说，让一些同志蒙受大难，这也是无法宽恕的。

    陈伯达回忆起江青如何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臭骂”他的：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厅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

    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什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让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事，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由于陈伯达无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呆下去，他曾一度提出，希望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到天津去工作。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

    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中央谈话的这一切经过，解学恭当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遇见解学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总理也在。解学恭到天津的经过，的确是这样。后来我听说，毛主席过去曾经认得解学恭。以后解决各省问题，中央会议在周总理的具体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参与天津事，在决定主要人选时，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就提解学恭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有一次天津的大学生两派互斗，一派被围，断水断电，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我马上到天津去解决，我当晚到天津就到现场，解决了一方之围，但我被另一方层层包围，几乎要被挤死，幸而解放军给我救急，找到一个吉普车，把我推进车上，匆匆开出，这是我经常感念伟大的解放军的。

    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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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提到的王亢之、江枫，都与陈伯达有较多的来往。在陈伯达倒台之后，王亢之、江枫以及天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