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暑假，叶企孙找到戴振铎，问他暑假有何安排，若没有安排，愿意不愿意跟他去西山度假。对于老师的邀请，戴振铎有些诚惶诚恐。他知道叶先生是清华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与他交往的多是学界翘楚，自己才疏学浅，在学生中又不是出类拔萃，他为何这样赏识自己？

    戴振铎在疑惑和亢奋的交织中上路了。事实证明，也正是这次和叶师的暑期接触，使戴振铎的人生和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

    多年之后，戴振铎仍能记得叶师对他施以影响的细枝末节：

    1935年一个假期，叶先生邀我去西山附近的松堂度假，这是第一次同他接近。他带了许多书籍，其中有科学史，中国文学史，诗词等读物。他喜欢同我讲科学家的传记，他尤其崇拜居里夫人，有时候讲讲中国算学史及诗词等典故。他常提到物理系毕业生的专长和嗜好，如冯秉铨能跑，赵九章精中医，王竹溪能棋等等。他很少谈及他自己留美时的生活，他绝对不批评人之所短。这一个短短的假期，我获益殊多。（戴振铎《仁者民爱》，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30页）

    在戴振铎的印象里，叶师似乎没批评过他什么。他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你，偶尔送来一个会意的眼神，说上一两句关切的话语，便使人终生难忘。戴振铎曾参加清华大学南下请愿团，成员全骑自行车。梅校长带领潘光旦、叶企孙等学校领导前来劝阻，但叶先生却一言不发，临了，他来到戴振铎面前，仔仔细细打量他一番后，扶着他的车把说：沿途小心。这句话朴素平白，但却一直温暖着戴振铎的心。1936年冬天，戴振铎又参加了绥远大青山抗战前线服务团，慰劳傅作义在一线的抗日部队。物理系另有王天眷、陈芳允、李正武共4人参加。回来后见到叶先生，叶先生微笑致意说，物理系参加劳军的不少，真想不到哇。接着他又详细询问了前方战事和劳军的经过，还询问了内蒙古人民的生活情况，其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这让戴振铎深深感到叶先生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这样的人他才喜欢。他觉得叶先生内心是赏识自己的，能得到叶先生的认可，他认为是莫大的荣幸，又是一种深切的动力。

    与叶先生又一次零距离接触是七七事变之后。此时戴振铎已本科毕业，在协和医院工作。战争一爆发，戴振铎就辞去了工作，追随着老师的足迹来到昆明。在叶企孙和任之恭的安排下，他成了无线电研究所的一名助教。叶先生此时是特种事业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任之恭是无线电研究所的主任，他们的接纳使戴振铎能在战乱的大背景下偏安一隅重续学业，这样的福分不是所有的学子都能享有的。对于戴振铎来说，幸运的事情不仅这一件，最幸运的是他又一次受邀和叶先生住在了一起。刚到昆明时，他和叶先生住在财神巷宿舍。后来为避日机轰炸，研究所集体搬迁到郊外，他们又来到了大普吉。

    这一时期，正是戴振铎学业大进的时期，究其原委，除了他自身努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就是耳濡目染叶先生的品德言行——

    在此期间，他同我讲了不少近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贡献，除清华学者外，他常提到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胡氏兄弟（敦复、明复、刚复三先生），竺可桢，李济，吴宪，王守竟，严济慈，饶毓泰，梁思成诸先生。他有一次同我讲守竟先生尊翁王季同先生的年谱，非常动人。王老先生是清代末期受传统教育之学者，后赴英修习数理，在电讯线路分析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代数来运算电流、电压分布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电讯界的鼻祖。叶师又提及他用的论说来解释量子力学。20世纪20年代，王守竟先生在量子力学上有极大的贡献。他是北大物理系的首创人。我在70年代发现王先生是早期《计算合流超几何函数》（confluent rical functi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