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你看怎么样？”

    “人在哪里？”他喜滋滋地问。

    那人——刘副主任往一排土房一指。王盛元在膝盖上一拍帽子，霍地站起，粗门大嗓地笑道：“我看他去。”

    可是，中国科学院发配下来的老九们，接受再教育上山打猪草去了，至夜未归。

    树下，两匹毛驴哧哧的叫得山响，烦得他骂娘。“叫什么叫！”他一声吼，吓得毛驴垂下头，“风马牛不相及，打猪草和搞卫星能画等号吗？——蠢货！”

    夜晚，他从鬼火般的一点灯亮里，看见一个人正佝偻着写写画画，近视眼镜的一角叫灯烟熏黑了。“陈芳允！”共和国为数不多的二级教授，曾留学德国，可眼下哪像是个科学家，旧中山服又脏又破，分明是一个农村的驼背老会计的模样。天哪！几个月不见面，教授已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王盛元一阵心酸，闯进屋去，摘下陈芳允的眼镜：“陈教授，别熬了。要干，也不能搭上老本拼啊，伙计，瞧您的眼镜。”他擦一擦眼镜，笑着又递给陈芳允。

    陈教授一戴上眼镜，认出他来了：“啊，是卫星测控部长！”

    “老陈，说实话，您对我们的卫星测控技术怎么看？”

    “高超，高超！”陈教授却很拘谨，掏出笔记本，背诵似的念道，“同国外相比，日本的第一颗卫星只有9.4公斤，美国的8.22公斤，法国……都比我国的第一颗卫星小……”

    “得。这些话匣子的话我耳朵都听出茧来了，老哥！”王盛元挥手打断他，拍拍帽子扣到脑门上，“走，到春来茶馆，喝杯凉茶清清热！”

    教授一动不动，沉吟良久，才递过去一份《人民日报》，指了指我国卫星路过世界各国的预报表：“还聊什么？你自个看吧。”

    “老陈，你还信不过我吗？”他恳求地定定望着教授，一边挪挪屁股，“你不说，我可走了。”

    陈芳允终于红了脸，缓缓地说起来：“发射卫星前两个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汇报。他问得很仔细，又特别对卫星运行所经各国一些大城市的预报相当重视，一边听，一边加上也门、乌干达、桑给巴尔、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等国首都的地名。总理说，对这些国家的首都进行卫星越空预报，可以鼓舞第三世界。可是现在，我们只预报到分或零点几分，外国发达的可以预报到秒以下，轨道参数的预报，我们小数点后的位数也不多。按现在的测控水平，我们是不可能搞好‘实验一号’和回收型卫星的，特别是回收型卫星，要求很高的精确度。”说完，递过他刚才写的一份文稿。

    王盛元看了文稿，心里暗暗佩服：老陈有两把刷子。在这种年代，卫星上的仪器和地面设备都以刻“最高指示”作为赶先进、超先进的标志，谁敢说我们的卫星半个不字？谁敢言我们的测控技术还不如外国？他敢想敢说，有头脑，这是真正的人才，不是奴才。有他这样的专家在，不愁二级跳，三级跳……

    这是彭子强先生所著《中国“两弹一星”揭秘》里有关陈芳允的描写。此时，陈芳允已经参加过“东方红1号”卫星的测量控制工作，自此之后，他便在那个爱才如命的王盛元部长手下当了兵，名正言顺地投入了他的“宿命”——与测量有关的工作。

    关于这一点，陈芳允回忆道：“虽然因为我后来跟任之恭先生到了清华无线电研究所，而没考虑叶先生的建议，但是想起来仍然认为叶先生对于学生的特点是十分了解的，也许比我自己了解自己还清楚一些。同时也可看到他对于国家的基础建设是十分重视的。”

    陈芳允在成为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专家之后，又成为“两弹一星”的功勋专家——卫星测控专家。

    许多年后，叶企孙先生遗传给他精神世界的科学救国基因再次发挥作用。他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