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军阀混战时搞得还厉害！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人民群众就在打这个“内战”！

    除了在有限的范围内批评和制止阻碍生产发展、破坏国家资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派性行为外，作为掌管整个国计民生的政府总理，周恩来深知在不利形势下安排、制订计划的重要。否则，便难以在宏观上把握和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全局，甚至导致他所担心的经济基础的动摇和崩塌。

    仍在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后来回忆：进入1968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工业生产继续全面下降。由于根本无法召开计划会议，这一年始终没能订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快到年底时，周总理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必须安排一个年度计划，于是批准在12月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由国家计委和建委军管会负责人召集，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军管会成员以及群众组织代表。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与会者根本不可能把心思放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方面。会议期间，几乎没有讨论计划问题，而主要是搞“大批判”。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订出1969年的年度计划来。12月26日凌晨3时，周总理把我叫到他那里。他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我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我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总理说：“好！你赶快回去搞吧。”我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就找了几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个第一季度计划安排方案，只提出了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立即报给了总理。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1969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

    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主要讨论196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方针和任务，并就年度工农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等问题交换意见。为召开这次会议，从1月以来，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商讨，调查研究，亲自阅改、审定国务院会议通知稿。会议期间，周恩来通过会议简报和找有关人员谈话，进一步了解掌握了影响经济工作全局的一些情况和问题。3月24日会议结束，周恩来到会发表讲话，系统阐述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任务，提出：在制订计划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留有余地。他尖锐批评那种滥制毛主席像章、滥印毛主席语录的做法是形式主义，是铺张浪费之风，是不尊重毛主席和违背毛泽东思想，指出：在这些方面如能减少一些数量，就可以把所用原料转产别的东西；如节约纸张就能节约烧碱，就可以多生产一些肥皂，现在不是肥皂不够吗？他还特别强调：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立足点，都应放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样两条方针上，重点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次计划座谈会，实际上是对1968年年底“流产”了的计划会议的一次弥补，也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取得某些成效的全国计划会议。

    对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四五”计划，周恩来也给予高度重视，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亲自组织，具体指导。1968年底，他指示有关人员会同计划起草小组共同研究准备这项工作，并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关于“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他认为对此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关于方针任务，他提出应使用“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的表述。他还表示，在目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