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下制订详细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条件还不具备，但可以先搞一个纲要，搞得好对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会有一定作用。1969年的战备形势，给“四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之后，在1970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与会人员初步讨论了“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同年六七月间，该计划起草小组撤销，编制工作由国家计委负责，对纲要（草案）做进一步修订。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四五”计划纲要草案虽进行多次研究和修改，仍未能完整体现周恩来的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出现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一系列弊端。为此，“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实际工作中又进行了多次调整。

    根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国民经济在1967、1968两年跌至谷底后，从1969年起开始出现较快回升。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95.5亿元，比上年增长23.8％，比1966年增长7.2％。其中农业总产值642亿元，比上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1853.5亿元，比上年增长34.3％。同时，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除棉花等个别指标外，均有较大幅度增加。在1969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的基础上，作为“三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70年，工农业生产又继续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有很大增加，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三五”计划和年度计划。

    历史在客观地记录下这些具体数字的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下周恩来这一时期为国家为人民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