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坦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随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建国以来他和陈毅先后担任外长时期的外交工作。运动初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生性豪爽、坦率，长年戎马生涯，仍诗兴不减。据说，他是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能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的人，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几位“诗友”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多少人改弦更张，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革命”确实是暴露人们灵魂的一次“洗礼”。但是，在此顺之者荣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们这位陈毅外长却偏偏“不识时务”，不管是什么场合，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的会上，他都要甩出几句心里话，给正陷于“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泼上几瓢冷水。

    到1966年秋天，经过党内最高层的连续三次发动（即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有着切身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率先抨击“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做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

    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外长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恩来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从中可略见当时“形势”之一斑。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1966年12月3日晚7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正式谈话前，到会学生代表纷纷对外交部派驻外院工作组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表示不满。

    总理（对一学生）：你今年才20多岁嘛，活到我这么大还有40年。你晓得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牛鬼蛇神”吗？怎么把刘新权说得那么可怕？

    学生：刘新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总理（摇头）：还不能做这样的结论。

    学生：我们就做了。

    总理：我还没有同意。

    学生（不服地）：那我们各自保留看法吧！

    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众学生：陈毅同志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