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邦交的准备工作

    中美关系的突破，使得中国开始面对一个新的外交局面。这对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这年8月间周恩来所指出的：我们跟美国来往是有原则的。我们到现在没跟美国缔结什么协议，只有一个《联合公报》。但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

    3月13日，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只过了两周，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即签字并公布。两国之间自1954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又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相继实现外交关系升格或正式建交。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受“尼克松冲击波”影响最大的，还要算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

    周恩来对日本是熟悉的。青年时代他曾在东京留学达一年半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中日关系，指导对日工作。从50年代初打开中日民间交往大门，“以民促官”，到60年代互设贸易代表机构，开辟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关系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和培育。据统计，建国后周恩来接待的众多外国客人当中，日本客人无论在批数上和人数上都占据第一位。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周恩来曾与日本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举行会谈，确定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原则。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中国在联合国一切组织的合法权利必须恢复。中方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接受上述主张并为此采取实际步骤，中日两国就可以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缔结和平条约。接着，基辛格两次访华和第26届联大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现实，又给予日本各界强烈震撼。日本政界、财界团体和人士接踵来华，为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积极活动。长期以来一直致力日中友好的日方老朋友们更是不辞辛劳地往来奔波，企盼早日实现共同的夙愿。

    周恩来长期处在中日之间这一系列活动的中心地位。1972年上半年，周恩来连续同日本社会党、自民党、民社党和公明党人士谈恢复中日邦交问题，提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立下去，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恢复中日邦交三项原则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他还表示：如果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中日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现在大家常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当然，中日邦交问题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具体实施的微妙处需要通过政府级会谈，同时也要有一个形式问题。如果两国首脑诚心诚意愿意解决问题，那么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本质的，就是要真正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

    1972年7月7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接任首相。当天，田中发表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及有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他要求新闻单位积极工作，不能掉以轻心，在宣传报道上全面、准确地体现出促进中日友好的精神。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宴会上致词，提出：“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