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粮食多了换机器。”张国忠回答说。

    “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有人说：“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仍不放心：“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位吹牛皮县长似乎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在场的人也谁都答不上来，只是望着毛主席笑。见此，毛主席乐呵呵地出了个主意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再吃不完，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说好吗？”

    人们齐声说：“好！”

    粮食，是毛泽东最大的一块心病，现在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他怎能不兴奋万分。他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赫鲁晓夫也是一个相信政治奇迹的人。1957年5月，他在苏维埃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号召：“在不久的将来，最近在1961年之前，在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方面追美国。”赫鲁晓夫嘲笑那些“谨慎”的苏联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对依靠若干集体农庄的这些产品的惊人增加来达到这个目标表示怀疑。他说：“所有这些怎么能用数字计算呢？这是个政治奇迹。”

    而事实上，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事物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正如沧海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桑田。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需要相当艰苦的历程，不可能是喊几句口号、搞几次运动就能做到的。口号填不饱肚子，虚报、浮夸的“粮食卫星”也当不了饭吃。仅仅是一年之后，我们就品尝到了狂热的苦果。

    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的神话

    或许是中国人饿怕了的缘故，在“大跃进”的热潮里，他们已不再满足于用一颗接一颗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粮食高产卫星来虚幻地撑起饥肠辘辘的肚子，而希望能实实在在地吃饱吃足。社会主义不就是要让人们吃饱饭吗？群众的要求与各级政府的狂热，使他们步调一致地准备走向一个“有衣同穿，有饭同吃，无处不平等，无处不饱暖”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

    有衣同穿，有饭同吃，这便是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最简单而又现实的理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发明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

    因此，在农业上大放“卫星”的时候，1958年7月，全国开始出现了公共食堂。

    8月，在开展工作最早的河南省公共食堂已达到269462个，参加人数达到355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79%。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肯定了这种“共产主义”的“吃饭形式”。社论指出，工农业全面大跃进，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要求组织化和集体化。办公共食堂正是解放妇女生产力，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的重要场所。并称“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成长”，“受到群众的欢迎”。

    大跃进年代，什么都是快节奏的。一时间，这种“共产主义”的“吃饭形式”推广到全国各地。1958年10月，据东北、华北地区九省市初步统计，已建立公共食堂107.4万多个，8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公共食堂，到年底，全国共建立了公共食堂340多万个。

    社员的房子、炊具、桌椅、板凳都被无偿征用，社员饲养的家畜、家禽集中起来无偿归食堂饲养，社员的自留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