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五月（307—311）。据《元帝纪》，其时“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所以“用申、韩”并非特意针对琅邪王氏。《晋书》卷七三《庾亮传》：“时〔元〕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其时已在建武、太兴之际，王氏坐大，庾氏有此谏，足见王、庾之间尚得相安。后来王敦有意称兵，深忌庾亮而外崇重之，庾亮忧惧去官，旋复参与平乱。尽管如此，庾亮与王导尚无特殊冲突发生。

    明帝经历了王敦之乱的剧烈震动，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太平御览》卷五九三引《语林》：“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与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日不能见王公。”案裴启着《语林》，成书时上距明帝才四十来年，所载掌故多可信。即令情节有违，要当为其时人对王、庾关系观感的反映。明帝成年在位，“潜谋独断”（《明帝纪》），虽袒庾而不纵庾，庾、王之间还不具备公开进行倾轧的政治气候。

    到了成帝之时，母后称制，庾氏坐大，情况就不一样了。《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史臣曰：“牙尺垂训，帝念深于负芒。”《晋书》卷三二《后妃传》（下）赞曰：“持尺威帝”。案卷一三引殷芸《小说》：“诸庾诛南顿王宗，帝问‘南顿何在？’对曰：‘党〔苏〕峻作贼，已诛。’帝知非党，曰：‘言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帝无言，惟张目熟视。”《成帝纪》记此事略同，惟不言牙尺打头。南顿王宗被杀在咸和元年（326年）十月，时成帝始六岁。虽然庾后于三年三月即死，但庾氏兄弟羽翼已成，权势在握，其锋芒所及，除排抑宗室以外，主要是针对盘根错节的王导。所以成帝即位后，庾、王倾轧就立即公开化了。

    原来受遗诏抚政的七人当中，卞壶以忠直闻，与庾亮对直省中，共参机要。首先起来约束以司徒录尚书事的王导的，就是卞壶。《晋书》卷七零《卞壶传》云：“〔明〕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壶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那？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导闻之，乃舆疾而至。”

    《卞壶传》又云：“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都鉴。壶奏以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御史中丞钟雅阿挠王典，不加准绳，并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震肃。”卞壶以罪加王俘，比上引“岂社稷之臣”的责难又进了一步。案《北堂书钞》卷五九引《晋中兴书》：“卞壶为尚书令，奏王导居官无敬。”《初学记》卷一一、《太平御览》卷二零一引《晋中兴书》，“居官无敬”均作“专任无敬”。“无敬”，当即晋律所谓“不敬”。《晋书》卷三零《刑法志》张斐注律上表曰：“亏礼废节谓之不敬”。卞壶以称疾不朝而私送郗鉴事奏弹王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与晋律以“亏礼废节”为“无敬”、“不敬”之科正合，其罪可至免官。

    卞壶两次罪责王导，此事与厦亮有无关系，史无明证。但是当庾、王矛盾滋生之时卞壶作此表现，无疑是对庾亮有利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导在受到卞壶前一次抨击之后，仍然不顾嫌疑，私送郗鉴赴徐州之任，使卞壶再得口实。这足以证明庾亮用事以来，王导、郗鉴这两个家族开始出现了密切关系，而这种密切关系当然是针对庾氏专权的。琅邪王氏在王敦之乱后要想维持其家族势力于不坠，必须在有实力的朝臣中寻求支援。而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继续存在，在当时又是约束庾氏专恣、稳定东晋政局的必要条件。郗鉴支持王导，王导联结郗鉴，其背景就是这样。

    家族之间的相互支援，婚和宦是重要途径。宦，指仕途的提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