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业后的樊建川回到了故乡宜宾，成为宜宾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办事员。樊建川觉得这个岗位比较适合自己，可以继续去做自己擅长的调查研究。他觉得，政策研究室是个中枢机关，可以了解宜宾全局的工作，而且自己的见解也可以转化为领导的意志和行动。

    在两三年之内，樊建川跑遍了宜宾农村，他的理论水平和生活阅历使他写的调查报告不断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位笔杆子很快得到了宜宾市市委书记孙文启的青睐。1990年，樊建川成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孙文启的秘书。1992年，这位深受书记赏识的秘书成为宜宾市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

    我们在观察樊建川的人生轨迹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他在自己人生关键时刻的选择总是正确而理智的。当他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的激情和冲动在他身上释放出来的活力；而当他一旦重新确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用与现实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樊建川总是能够做出游刃有余的切换。

    到现在为止，樊建川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熟悉中国干部使用和提拔程序的人们不难看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樊建川接下来将要成为市长、市委书记。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樊建川当了不到一年的常务副市长后，组织部门找樊建川谈话，准备要他当市长。对于宦海中人的樊建川来说，这样的前途可谓平坦。按照正常的思维，樊建川应该感谢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接受组织部门对自己的安排。

    但是，就在这次谈话之后，樊建川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樊建川觉得，自己当市长不太合适。他觉得自己有些眼高手低，而且观念比较超前，在开会的时候经常和别人不一致，很难得到同僚们的理解和认可。樊建川认为，自己容易激动，有时会感情用事，当副手还可以，当正职就不太合适。在他看来，这条路虽然很顺，但是很艰难。

    此时，樊建川的收藏已经蔚为可观，他收藏的胃口逐年增大，但是他的收入却难以支撑自己的收藏嗜好。樊建川经常利用到成都出差的机会去逛收藏市场，每次他都觉得很愉快。樊建川觉得这里的好东西很多，在宜宾根本看不见，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但是樊建川每月的工资也不过200多元，靠这点收入去面对水涨船高的收藏品市场，只能是捉襟见肘。

    这一年樊建川35岁，年富力强。突然，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再次从他脑海划过：辞职下海。

    但是，此时的樊建川捧的是一只含金量很高的饭碗，自己就这样把它打碎难免有些踌躇。

    樊建川继续在常务副市长的位子上工作，但是他心里老想着成都收藏品市场那些无力购买的藏品。

    就在樊建川在宦海浮沉的时候，1992年2月28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中央二号文件的形式传达了下来。这成为今天很多传奇故事的开端，以至于“1992年以后”成为我们讲述很多故事时的常用短语，就如同“三中全会以后”。具有历史坐标性意义的南方讲话，自然给了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比较敏感的樊建川更多的刺激。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层干部，樊建川比一般人更早地看到了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凭着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樊建川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将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层次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做得好，都会被社会认可，市长、医生、演员、高级技工和商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给樊建川以很大的触动，那就是四川万县人牟其中的“罐头换飞机”。1991年，牟其中和他的南德集团同苏联方面签订协议，用500车皮积压日用小商品从苏联换回了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