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图154”客机。1992年，这些飞机陆续飞抵四川。做成了这笔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生意”后，牟其中一夜之间成为传奇人物。

    “罐头换飞机”的成功，给樊建川这个与牟其中和南德集团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他从中读到了挑战、刺激和生命力。这种感觉就像他当年在第三军医大学新兵连训练新兵时，和连长共同在三秒钟之内成功化解那场“手榴弹危机”一样。

    兴奋之余，樊建川给南德集团写信，希望去南德集团工作。很快，南德集团回信表示欢迎樊建川前来。这给樊建川很大的鼓舞和信心。他觉得找到了一个自己向往的地方，一个在他看来很有希望的地方。

    不过，辞职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在南方讲话之后，樊建川反复思考了大半年，最后的决断一直没有做出。但是，在这次组织部门找上门的谈话之后，樊建川决定辞职下海。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大概是1993年四五月份。樊建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主要是想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他觉得人一辈子很难遇到像1992年这么好的时代和机遇。

    这次辞职，樊建川的行事方式与以往截然不同。他做得很彻底，干脆利索地把辞职报告送给宜宾市领导班子的每一个人，市里每个部门也都收到了一份。这样的做法颇有壮士断腕的悲壮色彩，这一次，樊建川根本没有打算给自己留余地，他要破釜沉舟。

    樊建川的辞职，迅速成为当时宜宾市最震撼的新闻。但在樊建川看来，他辞不辞职对宜宾市政府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当时宜宾有八个副市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樊建川说，就算只有一个副市长，政府一样照常运转。

    但是樊建川的辞职，却使一个人非常生气，那就是当初非常赏识他的市委书记孙文启。看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年轻人要“下海”，孙文启无法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甚至不愿意面对这个曾被他寄予厚望的晚辈。樊建川带着礼物前去解释，孙文启连门都不让进，根本就不愿意看樊建川一眼。

    唯一支持樊建川的，是他的家人。

    在樊建川眼里，1993年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了，当官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时的樊建川认为，他可以在社会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和职业。辞官在他看来是一个很轻松的选择，因为一个两袖清风的官员一个月工资也就是几百块钱，对樊建川来说，干什么工作一个月挣不到几百块钱呢？因此，樊建川选择了这种不留后路的方式与体制告别。

    辞职报告送上去之后，樊建川就从办公室消失了。当以前的下属找到樊建川汇报工作时，樊建川说，我已经辞职了。

    按照组织程序，市委组织部长又一次找樊建川谈话。樊建川调侃地说，辞职以后准备开一个小面馆卖面。

    组织部长拂袖而去。

    1993年，樊建川正式“下海”，他收集的各种“文革”文物已达万件，小有所成。和以前每一次做出的人生重大抉择一样，樊建川这一次仍然充满信心，踌躇满志。

    不知什么原因，离开官场的樊建川并没有去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他拖家带口，带着总共2000块钱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成都。樊建川选择成都的原因很简单，成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收藏品集散城市之一，而且，樊建川在成都搞收藏的朋友很多，在收藏上大家可以互相启发交流。

    但是在这个时候，刚刚到成都的樊建川考虑的显然不是收藏。他租了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子，女儿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面。一家三口一人一个塑料便携衣柜，全部的家当就装在里面。找到落脚点之后，樊建川就带着简历，四处寻找工作。

    三天之后，樊建川找到了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港资房地产企业当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