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谈工钱。“那个时候我想进厂，就为了睡个好觉，”永霞说。她的脸宽宽的，小眼睛，爱笑。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说话。大丽要苗条些，更好看，五官精致，牙齿不齐。

    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了解了工厂生活的等级，她们身处最底层。先来的工人瞧不起新来的，也不跟她们说话。这是一个较小的分厂，工资低，但是在公司的总厂打工需要有技术，还必须有像样的身份证。两个女孩进厂时用的文件是找别人借的，因为她们还没有申领自己的身份证。一天在流水线上八小时班，周末休息，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加班才意味着更多的工资。做鞋的厂子工资更多，但大家都知道鞋厂的工时极长，两个女孩经常辩论，为了多赚点钱是否值得累到筋疲力尽。永霞和大丽进厂没多久，就开始谈到辞职。

    两个姑娘离家前有一个约定：如果到东莞的第一份工泡汤了，她们就直接回家。但是当第一份工真的化为泡影时，她们留了下来。她们已经来到了城市，和从前不同了。

    遇到永霞和大丽的时候，是我刚来东莞的第二天。那是一个2月的上午，天空暗白，空气里满是热气和摩托车的尾气。在珠三角，下个月就将开始入夏。我带着两个女孩去了一家面馆，给她们点了可乐。她们小心翼翼地从吸管里啜着可乐，告诉我她们离家的故事。

    我对她们解释说，我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永霞翻来覆去看我的名片，琢磨着上面陌生的北京地址。“我们能给你写信吗？”她突然说。“我们很想妈妈。我们很寂寞。”透过面馆的窗户，一个姑娘发觉外面有情况。两人起身散开，好像一对受惊的鸟。“不好意思，我们得走了。”

    我追上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快到下一个街区，俩人站在人行道上，中间有个姑娘——她们的意外收获——就是去年来东莞打工，一个月挣八百的那个老乡。她可是有门路的，这次永霞和大丽不会放过她了。

    我问永霞要她宿舍的电话，但她刚来，还不知道号码。她答应给我写信。我们说好两星期后，就在那天上午我们碰头的那个广场上再见。然后她们就消失了。她们才十六岁，在中国最杂乱的新兴城市里四处游荡，没有大人陪着，自力更生。她们是各种坏人的猎物，缺乏生活经验和信息，就这样做着人生的各种决定。她们很想妈妈。但她们也第一次享受着这样的自由自在。

    两个星期后，我从北京坐飞机南下东莞，按约好的在广场上等她们。我们说好的，上午十点碰面，但她们可能有各种原因来不了。也许她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要加班，没空出来。也许她们觉得不能信任我。也许她们只是忘了，或是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也可能她们已经加入了失踪人员的行列。她们为什么要来呢？我唯一的希望是永霞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很寂寞。”

    我一直等快到中午。这时候我知道，她们不会来了，但我也知道，一旦我离开广场，她们对我来说就永远消失了。她们十六岁，从河南来，关于她们，我所知的仅此而已，包括名字。她们穿花边上衣，紧身牛仔裤，扎着马尾，看上去就像几百万从别的什么地方来东莞打工的年轻女孩一样。那天我再也没心情去认识谁。好几个小时，我在炽热的阳光下漫无目的地瞎逛，盯着来往的人群，跟自己说不要过去，因为没有一丁点理由过去说话。如果是一群人，那就很难和她们说上话；如果她们在吃吃喝喝，那就说明她们过得太好，不是我要找的人。看到这么多我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打工者真令人丧气。仿佛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完全没有意义。

    之后的几个月，我每次来到东莞，都会仔细地看街上打工女孩的脸，希望能再找到永霞和大丽。许多女孩子也会看我，眼神有几分提防，几分狐疑，又或是好奇。东莞有几百万年轻女子，每个人都有值得诉说的故事。我应该从观察她们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