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2元。他自己请矿务局负责人吃了一餐饭，谈定锹柄合同，公司预付600元定金。利用这600元钱，叶文贵开起了锹柄厂。一开始用木工车床，运转太慢，一天只能生产100多根锹柄。于是，他进行技术革新，联想到铅笔刀和生产木锹柄原理相近，设计出了一台机器，每分钟转速3000余次，一分钟能生产锹柄14根。当地林区，伐木工人们伐取大圆木，一些小杂木通常被扔在林场任其腐烂。叶文贵和林场联系，付很少的一笔钱获得这类木材。原料供应轻松解决，生产规模随即不断扩大，几年后锹柄厂产品从关外销到关内。

    1978年，金乡新任书记到任当天，金乡人贴出海报以示“欢迎”： 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作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同年，大批温州知青返城，99%的人是落魄而归，叶文贵却是带着一笔可观的财富回到金乡。第二年，他召集亲戚集资，生产铝板。

    金乡铭牌徽章生产史悠久。恢复高考后，各大高校正因难以区别本校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而犯愁，金乡人抓住机会，集中于学校推销校徽。其后几年8万人口的小镇涌现700多家商标厂，从业人员1万多。生意兴旺，难题随之而来，生产必需的大量铝板需从外地采购，成本倍增。现在金乡有了轧铝机，众多徽章厂自然欢迎。仅4个月，叶文贵们的投资全部收回，到年底净赚20多万元。投资不过400元，一年增长25倍，回报率实在可观。但是叶文贵却忧心忡忡： 铝板机结构简单，容易仿造，要领跑市场只有提高行业门槛。其他股东理由充分，“现在有钱可赚”，断然拒绝提议。

    工厂最红火的时候叶文贵选择退出股份。他先后投资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等，每一家厂都利润滚滚。他创建金乡第一个企业集团，或者说是整个温州的第一个企业集团。叶文贵经营思路独到，行事风格也极具个人特色。他致力于培养后备人才，选送职工去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培训深造；企业内部开办电大班、阅览室，组织职工知识更新和升级。当国人还在为百万富翁瞠目结舌时，叶文贵的个人资产已悄然上千万，成为苍南首富。

    叶文贵富甲一方。费孝通在他厂里转了三圈说： 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领导几次登门，告诉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任何人在任何行业取得成功后，最终将走入仕途。

    长期边缘化的地位和所有制甄别，使温州私营业主们惶恐和苦恼。他们渴望认同、渴望融入。叶文贵的伺机出现无疑提升士气，振奋人心。然而，区长一职，对于叶文贵来说，是有形的荣誉，更是无形的压力。他或许经营企业游刃有余，绝不等同于在官场中也如鱼得水。

    短暂的亢奋消逝后，叶文贵不胜其烦，无所适从。他厌倦开会，繁琐冗长的会整天没完没了；他厌烦写报告，报告中夸张的数据在做企业出身的叶文贵眼里显得十分可笑。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将苦恼透露给新华社常驻温州记者张和平。后者写了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的内参。紧接着，领导批示，他副区长职务悄无声息地被免去了。

    差不多过了两年，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叶文贵成为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会长的唯一候选人。他断然拒绝这份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职务。他有更雄心勃勃的抱负： 造电动轿车。

    在温州，不少人一直在尝试改写整车制造的历史，他们收获的多是失败的苦涩。造车，温州人最深的痛，也是心底最真的梦。叶文贵要造混合动力电动车。站在今天的角度，这是何等的有远见——汽油逐渐紧缺，环保和新能源开发势在必行，而研发电动轿车无疑是缩短中国轿车业与世界差距的最好途径。他摒弃一切俗务，淡出人们视线，专心营造“轿车梦”。与此同时，政府对叶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