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人总能发现，在中国大多数变故的前奏始于媒体。

    中国人对政治的把握敏感且脆弱。当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出现在报纸上时，政府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一目了然。消息出现的媒体分量越大、级别越高，这意味着事件背后暗含的政治力量就越强，理所当然能对摇摆不定的彷徨者，要么警示告诫，要么壮胆定心。

    我们国家的人还喜欢对一种规律性的经济行为定性总结，以数学方式对经济问题过程进行描述。1985年以前，集体经济的代表“苏南模式”红遍大江南北，叫好声一片。而温州模式在“静悄悄的革命”中始终提不上桌面。

    对此，温州人似乎不以为然。

    然而，在中国，只有免除政治恐惧，才能保全创新因子。即使对于英雄来说，也要有用武之地。没有良好的制度空间与经济氛围，个人再大的抱负也只是南柯一梦，难以实现鸿鹄之志。长时间以来，以袁芳烈为首的温州市委领导苦心造诣、忍辱负重，他们一直在试图为温州发展找准一个清晰的原点，以此证明温州的前行并未偏离国家道路的主旋律。

    “温州模式”诞生记

    中国经济是一壶温吞水，总需要敢干的人作为典型来加热，温州人的行为契合改革的需求，受到刻意凸显只是早晚的问题。就在他们一面风风火火地开赴各地寻找订单，一面如火如荼地从事家庭工业生产时，不知不觉还是被嗅觉敏锐的媒体捕捉到了踪影。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报》围绕温州农村商品生产问题，先后比较系统地组织报道和发表评论文章。从那时起，温州步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关于温州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章逐渐增多，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985年3月18日，林业部部长杨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以及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杜润生等一行专程来到温州。视察结束后，他们评价：“温州商品经济搞得活跃、有特色”。

    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本想从上海赴温州考察，但却病倒在了上海。袁芳烈得知此事，立即委派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带了一盘《温州农村商品产销基地》的录像带，赶往上海汇报。万里看了录像后很高兴，对李仁续说：“我今天在这里什么人也不见，但你是例外。这么远赶来，成绩这么大。你们的录像我看了，我不还了，我准备送给小平同志看一看。你回去带话，叫大家继续大胆干。只要革命，只要前进，工作中总会有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总得走出来才对啊，这里不许走，那里不许闯，哪能走到四个现代化。”据说，这是中央高层领导最早听取温州汇报，并最早对温州给予肯定的评价。

    4月，《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温州的谜——浙江农村采访札记》。记者用大量篇幅记载温州私营经济的成就，感言“温州是个谜，不少到过那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这里不像苏南、浙北，有较雄厚的乡镇企业的底子，而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模式——异军突起的家庭工业挑大梁。”

    在可以搜寻到的当年对“温州模式”的报道，这一篇算是意识较早的文章。不过，由于体裁限制，文章重描述轻评论，作者对温州模式仅仅点到为止。而仅仅20天后，《解放日报》才给“温州的迷”找准了答案。文章把谜底精确地浓缩到四个字——“温州模式”： 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4月，《解放日报》新闻部主任张也平带着记者桑晋泉来到温州。他们此行主要是想通过对温州对外开放委员会以及温州市主要领导的采访，全面报道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