嚣尘上，他的儿子痛哭着求父亲不要冒险；啤酒酿造出来，南北两面的国营闽东啤酒厂和平阳啤酒厂虎视眈眈，行夹击之势；销路难打开，有股东见势不妙，闹着退股。以下的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 一个春夜，吴祖宗和13位核心股东在小溪边，按古老习俗烧香盟誓。赤膊的吴祖宗吼着问大家：“有没有信心？”众人齐声回答：“有！”

    真正让啤酒厂血脉畅通的转机出现在1987年。

    市委书记董朝才带队在瓯海、苍南考察时，常有人们问，“我们到底算什么企业？”就在从苍南灵溪到龙港调研路上的一辆面包车里，董朝才提出，对这些“非驴非马”的企业，要定一个名。他对调研组的人说，过去有股份企业，有合作企业，我们把“股份”和“合作”合在一起，叫“股份合作企业”，把集体企业的利益给它，把私人企业的利益也给它。在董朝才提议下，温州出台《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文件一出，桥墩上上下下都在说，“上头认可了啤酒厂的做法”。同时，个体私营企业在贷款、征地等方面有苛刻的限制条件。没有集体性质的桥墩门啤酒厂根本无法和国营企业竞争。股份合作制的定性，让啤酒厂享受到政府的扶持，受益匪浅。1990年前后，5000元的一股就能分到1000元的红利。

    啤酒厂的柳暗花明，成为中国式经济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处于主流、游离还是被边缘化的企业，都割不断与政治的千丝万缕。政府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关键资源配置者，企业为遵循游戏规则和资源配置的市场主体。能够得到政府的庇护，对于企业无疑是得到了一张免死金牌。因此，温州首创的股份合作制恰恰体现了中国改革的“中庸”特色。就是这种“非驴非马”的产权制度，因角色尴尬反而避免了被卷入利益冲突的格局，在体制外获得了存活的氧气，并出乎意料地完成了改革的目标。

    另一方面，“温州模式”难懂，某种程度上源于外界对温州的认识始终流于表面。

    很多人能亲眼目睹温州街巷充满的火热奇景，能亲身深入“户户闻机声、家家办工厂”的生产现场。但无论是投资教育、涉足出租车私营化，还是首创股份合作，很多展现温州人积极、开拓和创造性的举措却难以被挖掘发现。本来只关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却引来沸沸扬扬、毁誉参半的各种评论。从姓资姓社到姓公姓私，从资本外流到模式生死，温州被层层贴上黑白迥异的标签。支持者将其描述得天花乱坠，批驳者把它批判得臭气熏天。结果便是，“温州模式”在“神化”和“妖魔化”间左右摇摆，持续好多年。

    蚂蚁雄兵

    先跳出民营经济发展的圈子来审视整个中国社会，柏杨的在1985年出版应该值得关注。书中提出的“龙虫说”：“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窝里斗天下闻名，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做不过日本人，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缺少团结的细胞”，一针见血。刺痛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也刺激了许多中国人的反省。

    在温州，柏杨的观点既灵验又失真。南存辉和胡成中源于彼此迥异的价值理念与商业个性而造成的和平分手无人不晓。“永嘉二杰”王振滔与钱金波的分家故事尽管鲜为人知，毕竟也是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

    然而，透过事实的另一面，基于乡情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小型群体社会，对于温州商人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温州村”、“温州街”，正是温州人义薄云天、抱团作战的最好明证。

    追根溯源，温州群体的形成，要从欧洲找答案。据说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温州人偷渡到欧洲以后，由于身份的非法性，使他们少有机会正大光明地参与社交，对外交流往往只能局限于自己的亲戚和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