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大灾难后，一个名叫郑乐芬的女人，一个死刑犯，38岁痛苦离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作为灾难主角之一，郑乐芬不幸成为政府决力整治的靶心。这位温州妇人在潜逃百天后被捕，5年后被判执行死刑。其丈夫蔡胜南潜逃一个月后主动自首，被判无期徒刑，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小命。

    当时苏南、珠江、温州都有争议，但前两个毕竟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温州比较特殊，资本主义、假冒伪劣都打上了温州“烙印”。所以，在温州人的眼里，费孝通这篇文章的发表被视作高层公开的支持。

    杨嘉兴的搭档心怀岌岌，连忙抽回资金。一位请来的银行退休会计，看到人民银行措辞如此严厉，告诉杨嘉兴：“我不干了，再搞下去会坐牢的。金融不比其他，你也要小心点。”杨嘉兴一时陷入绝境，进退两难。他又找到王思爱。后者的态度没有变，但这已超出职权范围。王思爱建议杨嘉兴去找官更大的市委书记。

    同自然气候相仿，温州正遭遇有些寒冷的“早春二月”： 同样是人多地少，也同样是由贫变富，为什么人们对苏南肯定得较多，而对温州的看法却有大分歧？

    他在职工大会上说：“我回来了，有人开心，有人担心。打开窗户说亮话，我的原则是： 换思想，不换人。为国家、为企业谋利，我就用谁，不管他过去拥护我还是反对我；否则，就是亲兄弟也不用。”

    为了履行合同，杨嘉兴只能以高息向社会举债，而赚得利润大部分贴补了利息。之后的两年，他不停地思考： 能否办一家面向街办小企业、个体户，没有门槛的“民间银行”？他的想法得到鹿城区委书记王思爱的肯定。王是位思想开放的领导，他表态说：“这有利于区街企业发展，你们大胆去试，需要我支持，一定尽力。”

    时代真的变了，整个国家都在巴望着能有更多的突破。

    清醒者

    1986年2月，乍暖还寒，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来到温州。

    读初三时，他帮助家里做点小生意，把稻谷磨成米卖。别人100斤稻谷磨80斤米，他却磨68斤米。这样王振滔磨出来的米非常光亮，糠的营养也好。

    国际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许是最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份美国报纸，它总是会在合适的时间登出恰当的评论，比如1986年1月9日的《中国悄悄的革命》： 毛去世才八年，邓小平已使中国重新恢复活力并改变了面貌。

    蜜月从此结束，这是个红与黑的世界，可它却不再令人着迷。

    两年前，杨嘉兴还是一家街办企业厂长。那年夏天他运气不错，从太原重型机器总厂订到很多业务。可是工厂资金不足无法组织生产。当他向温州几家银行申请几万元贷款时，这个地位低微的街办小厂厂长一次次被断然拒绝。理由简单明了： 国家银行没有向街道企业发放贷款的义务。

    苏方中异常珍视这难得的机会，肆意地享受着财富制造的快感。东风信用社的发展速度也远远快于当地的官办金融服务机构。原因其实很好理解： 第一，温州人有做生意的传统，大多数农民没有存钱的习惯，担心国家政策有什么变化，钱存在银行里就露富了。第二，国家金融机构官本位，手续繁杂，常常吃拿卡要。民营机构服务周到热情，彼此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信誉。第三，民营金融机构还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优势，他们对周边情况轻车熟路，甚至清楚到谁家里的2万元钱有4个小时的闲置。

    短短3个月，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900多人被非法关押。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灾难，成为中国民间金融演进史中一个令人心悸和警醒的片断，让经历者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