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怀。

    人们之所以如此狂热，那是由于他们被承诺的收益几乎和高利贷相差无几。按当时最流行的“抬会”规矩： 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er">引子

    9点5分，村长找到了邻居借钱。邻居说这笔钱动不得，在武汉跑供销的儿子还要拿这笔钱买材料，下午2点汇出。村长讲好用这笔钱，只需要周转到午休后的银行营业，并且强调了这次不超过4小时的周转，他支付利息。

    这场政坛的人事变动吸引了温州人的关注： 董朝才有前任那么开明吗？温州的私营经济又将走向何方？敏感的温州人觉得“天变了”，大批资金不敢贸然投资扩大再生产，而转向消费，豪宅成片，赌博盛行。

    改革是全国性的，更是地域性的。温州经济活跃，百姓亦安居乐业，欣欣向荣中私营经济已有落地生根之势。然而，此种蓬勃的生机却被推上姓资姓社争议的风口浪尖。思想的禁锢和理论的贫困，仍然使许多人对温州讳莫如深，甚至非常反感。现在，“温州模式”被拿出来公开讨论，质疑声难免会掀起些许微澜。

    1990年1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突然离任，被调到省体改委。

    ……

    机关干部、中学老师，乃至拾荒者，不用别人游说，只要一有闲钱就会将钱放在箩筐里，上面盖着菜叶，趁天黑时挑着一担一担的钱往会主家里送。经历事件的人描述： 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很快两头的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晚上一间房子全部是钱，脚都插不进，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群不肯散去，高呼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只有用刺刀逼他们后退。

    9点35分，经营日杂的老板拿到钱，高兴地到了市区进桂圆干等干货去了。

    产品积压，资金匮乏，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占苏州市民营企业产值一半以上的纺织行业只能开工50％；无锡市花费数亿元建立起来的汽车改装业，开工之日便“断炊”；常州市民营企业的支柱——电子行业，疲软地垂落。不少人怀疑民营企业的“青春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

    每一天的变化都是天翻地覆。

    马津龙说：“董朝才任上5年，风风雨雨就没有停过，民间有句话：‘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温州的问题，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识形态挂钩。”但董朝才顶住四面八方的压力，力图给温州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

    “董书记变调了！”温州人振奋地奔走相告。远在杭州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温州除此之外，无路可走。老董绕了几个月弯子，上道了。”但也有人痛惜地捶胸顿足，他们把董朝才的言论寄到北京，称之为《温州的资本主义宣言》。

    对年轻的王振滔来说，居无定所的“游方木匠”生活艰苦且赚不到大钱。不想满足于成为一个手艺人的他投奔远在福建的舅舅。

    1987年夏天，一场大火成为许多人心中的伤痕，而这不过仅仅是个开始。

    时间漫长得仿佛停顿。

    1986年，很多人建议张文荣加入抬会。可21岁的他眼光明显放得更远——决定到上海发展。在上海，他看到废铜被满街丢放，可在温州，铜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