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后再没有公费医疗”，那天医生开够了一个月的中草药。随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相继跟进。一系列媒体的视角中，叶康松被刻画为“弃官下海第一人”和“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这年5月，周大虎妻子失去工作。一个人的收入显然不够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他腾出儿子的房间，置办一些工具，招来三五个工人，制作技术含量显然不高的打火机。9元的配件，装配好10元钱卖出去，赚取差价。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意。下半年，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黑人事件导致十几万黑人抗议暴动。社会动乱、市面萧条，康龙公司处于停业状态。再后来，先是养鱼，失败；空运香菇，失败；合股办种菇场，再次失败……难以接受重重打击的叶康松萌生自杀的念头，“甚至想到采取什么方式自杀”。

    钱，挣得相当辛苦，可毕竟是一份稳定的收入。思虑再三，周大虎辞去邮电局劳务公司经理职务，专门去工商局注册“虎”牌商标，“全心全意地要干出个名堂”。

    这种穿透时空、令人激越的事件不是小说，而是温州人带来的真实撼动。1991年，有太多类似于季岳仁的温州人走出国门，在“自我救赎”中寻找“脱胎换骨的更新”。

    这样鱼龙混杂、光怪陆离的市场里，不谙规则的人得道升天，而坚守信念的周大虎却濒临破产。幸运的是，市场规律总会主持正义。随着时间的沉淀，3000多家打火机生产厂家只剩数十几家。品质最终还是让“退到创业起点”的周大虎赢回市场。

    一个新的商人阶层正在形成，他们像东京或香港的同行一样穿深色西服。而象征这个阶层的地位的是便携电话。

    年终的一天，有感于温州以及整个国家较之头年的日新月异，英国权威的财经杂志《经济学家》称，这是“中国大放光彩的一年”。

    凌志军说：“温州繁荣所给予中国的启示，不在于它企业所独有的组织形式和所有制关系，在于它在自己发展中真正把生产力放在第一的和支配的位置。前者因地因时变化，后者成为温州千变万化的经济背后不变的线索。”而我们则能肯定，当这些温州农民、个体工商户懵懵懂懂地“把生产力放在第一的和支配的位置”时，他们根本上升不到记者们高屋建瓴的高度。但股份合作的确成为日后风云一时的温州企业家们在初生年代的催生剂：

    周大虎出身温州一个干部家庭。“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母亲下放到乡邮电所，初中毕业的他不得已插队农村。“乡下生活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在同乡带领下，他悄悄去了西安郊区一个工厂做钣金工。

    军旅生涯，他熟练掌握了一套车、刨、铣、切的钳工技术。四年后，带着技术退伍回家的黄作兴，被安置进温州市永中制冰厂。黄天生性格内敛，搞供销不是他的特长。没过几年，黄作兴放弃了这个人们都“十分羡慕的好工作”。

    一遍遍观看中，人们好像从剧中人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大环境的变化始终让人无奈，从而催生出酸甜苦辣的诸种情绪。倘若将错综复杂的情绪带到1991年的温州，用心挖掘，稀奇古怪的事情总也不断。

    许多城市中房子翻修一新……美发店到处都是。俱乐部、迪斯科舞厅和卡拉OK酒吧，使原来单调无聊的夜生活活跃了起来。

    政策如一道壁垒，横亘在所有人面前。它能制造失败，同样也能造就成功。

    这些属于温州人的花絮，倒相当让人百感交集。

    而试图通过“走出去”改变命运的温州人中有一个叫林秋兰的女人。反复几次考虑终于下决心后，她只身飞往巴黎。在那里，她租了一间小阁楼，买来缝纫机，昼夜加工皮包。

    挖沙既辛苦又不挣钱，张碎唐努力挖掘新的商机。